《元史·百官志》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根据《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辖乌撒路、乌蒙路、东川路和茫部路，其中乌撒路领阿都部，乌蒙路领土獠蛮长官司，茫部路领益良州。

　　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所辖地域，是由云南行省建立之初的分散管理到以道路为纽带集中管理的过程。宣慰司“分道以总郡县”，从刚设立时称乌撒乌蒙宣慰司就可看出，所辖的乌撒路和乌蒙路在同一条道路上。按《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记载，茫部路总管府设置于至元二十二年，隶属于乌撒乌蒙宣慰司；由于乌撒乌蒙宣慰司设置于至元二十四年，是否设置初期就包括茫部路，还需进一步考证。设置于至元二十八年的东川路，也划归乌撒乌蒙宣慰司管辖。所以，管辖四路的乌撒乌蒙宣慰司，规范名称应该是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所辖“部”有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必畔部、芒部部、阿晟部，其范围相当于今天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赫章县；云南省昭通市，曲靖市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毗邻的大部分区域。本文对元代这一地区（暂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框定区域为准）的驿路设置情况进行考究，以弥补现有成果之不足。

　　一、元代云南驿路设置的大体情况

　　据方铁考证，元代云南至内地的重要驿道有六条之多。联结四川的有四条：一是由大理经丽江入吐蕃转成都道；二是由中庆经乌蒙至叙州道；三是由中庆经武定、建昌至成都道；四是由中庆经乌撒、芒部入川道。联结湖广行省的有由中庆经普安至黄平道；联结今广西的有由中庆经今文山至南宁道。以上六条道路中，中庆经乌蒙至叙州道，中庆至乌蒙段可走乌撒或必畔，本文将作进一步说明。另外，本文将对现有研究严重不足的中庆经乌撒至毕节入泸州道进行探讨。

　　二、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管辖地段内的五条重要道路情况

　　（一）中庆经乌撒、乌蒙至叙州道

　　此道历史悠久，秦五尺道、汉南夷道、隋唐石门道是其前身，线路走向为今天的宜宾、昭通、威宁、宣威、曲靖，如浦恩宇在《一条直贯宣威南北的古驿道》中说：“秦汉‘经朱提（昭通），达味县（曲靖）’的五尺道是怎么走的，虽不见于记录，但从地理位置和历史情况看，都应是由昭通，经威宁，过宣威厂达于曲靖”。《高原明珠》一书说，自咸阳南下四川，经四川宜宾、云南昭通到曲靖，“从地理上分析，威宁是必经之路”。关于这条古道的走向与分布，研究成果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之勤《〈析津志·天下站名〉校释》、王珽《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方铁《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考》，本研究除阿都站经笔者考证在今威宁县观风海镇塘房村①以外，其余驿站位置参照上述研究成果。

　　根据《析津志·天下站名》和《经世大典》中的驿站名称及相关考证成果，从中庆出发，经杨林（嵩明县杨林镇）、矣龙（寻甸县仁德街道易隆村）、茂茂都（又称蒙古都，蓝勇认为在马龙区西古城堡；陈庆江认为与矣龙站为同站易写②）、马龙、不鲁吉（沾益区花山街道松林社区）、火忽都（沾益区炎方乡）、木渠（又称荡坦，宣威市倘塘镇）、枇杷（又称必畔，可渡河附近）、乌撒（威宁旧城民享路附近）、阿都（威宁县观风海镇塘房村）、结吉（昭阳区旧圃镇）、雪山（昭阳区靖安镇东北）、合折剌（又作合折林，大关县翠华镇一带）、罗佐（大关县吉利镇西南关口）、叶梢坝（盐津老鸦滩），然后进入四川地界，综合各种考证对上述驿站进行定位，沿途驿站基本均匀。

　　此道备受研究者关注，与它在元朝前期的重要性有关：

　　1.元大都到云南行省的急递铺，走乌撒乌蒙道。关于此道开辟的时间，《元史》记载，至元十五年五月乙未，“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其一应事务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乌撒乌蒙道开通以后，除设置供过往官员食宿的驿站外，还建立了传递公文的急递铺系统。《经世大典》记载：二十年二月，“中书省准四川省咨，云南及省所辖地面，及罗罗斯宣慰司添设急递铺，至四川界首传递事。照得今云南省文字，自成都至嘉定水站，经由叙州、乌蒙接诸路，未尝失误。若更于罗罗斯创立递铺，别无户计。拟合于元立铺道递送为便。都省准拟，咨四川省去讫。”该段的大概意思，是四川行省向中书省上了一道请示，请示的内容是云南行省需再立一条经罗罗斯宣慰司（即建昌道）进入四川的急递铺，到了四川行省的地面后，需要四川行省设急递铺与之联结。而四川行省的意见是云南行省说过之前从成都至嘉定水站，再经由叙州到乌蒙的急递铺，从来没有失误过；如果再增设从罗罗斯进入四川的急递铺，他们已经没有人员充当铺兵了，他们的意见是保持原有急递铺就行了。中书省同意了四川行省的意见，维持原有的叙州乌蒙道。由于至元二十年还没有开通乌蒙至必畔的道路，成都经嘉定、叙州至乌蒙的急递铺，必定经过乌撒。

　　2.急递铺是与驿站并行的，专司传送官方文书的通信组织。在没有设立急递铺时，官方通信全靠驿兵骑马或专门的使臣骑马递送，非常浪费人力畜力。《元史》记载：“二十三年夏四月庚子……云南省平章纳速剌丁上便宜数事：一曰弛道路之禁，通民来往；二曰禁负贩之徒，毋令从征；三曰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四曰听民伐木贸易；五曰戒使臣勿扰民居，立急递铺以省驲骑。诏议行之。”这段话“立急递铺以省驲骑”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大概是云南行省通往所辖地区的情况，不能当作云南行省首次设立急递铺的时间。

元代的西南，特别是今天的川滇黔毗连地区，高山深箐，人烟稀少，新辟道路较为困难，急递铺与驿站只能同道而行。从中庆出发，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过可渡河即入乌撒乌蒙宣慰司辖地，所经之地为今天的金斗、么站、六桥、耿家屯、牛街、箐口、塘房、迤那、稻田坝、水井湾、旧圃、靖安东北、翠华、吉利、老鸦滩，然后乘船顺水而行进入叙州。

　　（二）中庆经必畔至乌蒙道

　　今天从昆明经会泽至昭通，确实比走威宁近得多，元代已经开通了此道。《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云南行省报告：“中庆至乌蒙结吉旧路，陆站一十一所，山路修阻，泥潦难行……本省差官历视得中庆由必畔至乌蒙结吉站，路平且近，可设七站，预为措置定位”，文中“旧路”即指乌撒乌蒙道；结合今天土壤、气候及相关历史记载判断，“山路修阻，泥潦难行”的路段主要指威宁观风海至牛街一带，这些路段至民国时期依然“林木蓊翳，虽晴晨霁晚，路亦泞淖”。鉴于此，云南行省“差官历视”经必畔到乌蒙，绕开乌撒，“路平且近”，只需七站，并做好驿站选址准备。威宁过牛栏江以西，是典型的云南气候，干旱少雨，利于行人。古人对贵州云南气候差异印象深刻，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到普安至曲靖道上的亦资孔驿时，深深感叹：“驿，滇、黔分界处也。自驿而东地气蒸湿，雨潦不时。自驿而西山川开朗，风景晴和。黔土在藩服之间，固为最劣哉！”

　　特别要说明的是，必畔至乌蒙道，尽管干旱少雨，但坡陡谷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甚多，一旦有人作乱即堵塞。就算在治世，这条道路也不适宜跑马和抬轿，且需跨过水深浪急的牛栏江，严重束缚了这条道路的繁荣。直至民国时候修筑昆明至昭通的公路，由于工程量巨大无法完成，依然不得不绕道威宁。浦汉英在《昭通地区的交通历史概况》中写道：“由昆明通昭通的公路，原计划从昆明杨林起经会泽而至昭通。因会泽昭通间须翻越高山深谷，路基工程艰巨，在会泽鲁甸间之江底跨牛澜江还需修建大桥一座。云南省府为了减少政府负担，乃将路线改由宣威经贵州省威宁县至昭通，虽路线比会昭线长，但路线多沿山腰山脊，无大的河流，路基和桥梁工程不大。”

　　（三）乌撒芒部道

　　由中庆至乌撒，乌撒芒部道径直北行入茫部。《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三十年四月，中书省平章政事不忽木、参知政事暗都剌等上奏：‘云南行台言，自哈喇章、建都之地来者，一从本处驿道，一自秃獠蛮境，二者烟瘴远险，惟乌撒芒部有一径道，近可千余里，既无瘴毒，又皆坦途。往者为其民植茶三百里，且有凶顽为乱，故不之知。今已安静，请改设站赤。臣等议，谓便益之事，宜从其请。’奉旨，若曰：‘斯言至矣，其从之。’”此道唐已有之，至元三十年再次开辟，并且一直使用。明初朱元璋的“谕”中还提到该道路。

　　（四）乌撒毕节道

　　由中庆至乌撒，乌撒毕节道右折东北行，经七星关进入毕节。此道汉已有之，传“七星”之名即与诸葛亮驻军有关，只是后代或开或废。《元史》《经世大典》等重要史籍未明确记载该道路驿站设置相关情况，现代学者略有提及，如沈江锋、李春霞在《毕节古驿道开发与利用综述——蜀汉至明清时期》中写道：“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塔出引兵自永宁出毕节，至周泥站（今毕节县境内），与叛军禄余战于七星关，并进兵云南”，只是未展开讨论。

　　1.该道驿站大概在大德五年至大德八年之间设置完成。《经世大典》记载：“五年正月十一日，太傅、右丞相完泽等奏：‘罗罗斯土人亦朋言，云南站道经四川地界，过秃獠蛮，形势险恶，宜改立一十二站。事白梁王及云南省官，遣人相视，亦言其便，是以闻。臣等议，先是忙兀秃鲁迷失、怯来、张闾各言改站之便，以其道出三省之境，三省之人恐及其地，各欲自私，其论不一。若准此说，即令改立，恐不能定。不若降旨，令都省选人，与云南使者及建言土人，及各省所委之人，亲身遍历，凡所言改立之路，相视何处可立，即当改立，托故不立者，罪之。’制可。乃赐亦朋等二人各裘帛二，从者半之，遣还。”此道所经乌撒、毕节、永宁一带，即上文所说云南、四川、湖广“三省之境”的犬牙交错地带，乌撒属云南，毕节（亦溪不薛领地）属湖广，永宁属四川。改变驿站设置布局，缩短道路里程，受益者是云南，劳民伤财者是湖广，故“其论不一”。此方案提出半年，即遇水东宋隆济和水西蛇节起义，置驿一事暂时被搁置，但路已开辟，能行军，从大德五年、六年、七年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军队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蛇节起义的主要战场，在今金沙至大方一带区域。起义失败后，蛇节领兵向西逃避，湖广行省平章刘二拔都、播州宣抚使杨汉英等率兵穷追不舍，至今赫章县城追上蛇节。《经世大典》记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刘平章至阿加寨，追及蛇节。二月一日，出降。其党曲捧阿暮等四十余人皆出。三月三日，领兵自必加回程，奉旨斩蛇节”。引文中地名“阿加寨”，在战争之后被改为“墨特川”，“必加”即“毕节”，未提及所经之地的驿站及关隘。而三十年后禄余反元时，该道上七星关已成必争之地，“陈兵周泥驿”“制命至撒家关，禄余拒不受”等，该道路沿途的军事地名增多了。

　　乌撒毕节永宁道驿站设置估计在大德八年前完成。此道开辟成功后，云南行省还想进一步改善驿路。《经世大典》记载：“大德九年闰十二月二十一日，丞相完泽等奏：‘去年怯来上言，云南经由亦奚不薛改站，道平，又捷水路二十余站。今赛因不花却言若改此道，经由己地，其民即目差税军站，犹且劳苦。若又重立此站，民不能存。臣等谓赛因不花私其民之说如此，若果顺便，其言可听。今乞令云南、湖广两省，各差一人，同往相度合改与否，拟定上奏，至时决之。’奉圣旨准。”根据云南行省的设想，还想设置亦奚不薛至播州的驿站，播州宣抚使杨汉英（赐名赛因不花）认为没有必要，加上播州民力已竭，无法负担。今天看来，杨汉英的建议是正确的，从毕节至泸州走水路，比前往遵义再北上重庆走水路便捷得多。

　　2.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出镇云南，经此道赴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梁王台 在毕节卫城东北□里。元梁王出镇云南，过此所筑，遗址尚存。”《毕节县志》记载：“梁王台 在城东二里许。相传元封梁王于滇，道经毕节，因筑行宫，今仅存瓦砾。”考元代坐镇云南的梁王有六位：一是皇孙甘麻剌，至元二十七年封梁王出镇云南；二是皇曾孙松山（甘麻剌长子），至元三十年封梁王出镇云南；三是诸王老的，梁王松山有疯疾，至大二年代梁王坐镇云南；四是王禅，延祐七年封云南王出镇云南，后于泰定元年改封梁王，继续坐镇云南；五是孛罗，最晚于至正六年到云南，至正十五年晋封为梁王；六是把匝剌瓦尔密，至正十六年封梁王出镇云南。甘麻剌和松山出镇云南时，乌撒毕节道未开，不可能经此道入云南；王禅、老的、孛罗出镇云南时，封号还是其他王，镇守云南期间才改封梁王。因此，道经毕节并筑行宫的梁王必定是把匝剌瓦尔密无疑。

　　3.元代后期，该道路成为内地前往云南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重要性可以从明初的记载中看出来，《洪武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八月乙未，遣使谕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曰：“得报，知永昌侯驻军建昌，大军七月二十八日已击败乌撒，次第搜捕林箐诸蛮。然此地山高地隘，必不可轻动，宜以永昌、平凉、安陆三侯，王、张、郭三都督军会而为一，以大势压之，则一举可殄矣！人自七星关来者又云：芒部、乌撒之蛮至夜举火挈家入霭翠之地。符至，可谕霭翠之民缚送军前。其关索岭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军蹂之，开此道以接普定，则芒部酋长必尽获以来。将军其熟图之！”其中“关索岭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关索岭西北之正道，当即傅友德偏师郭英一路计划行走的永宁、毕节、乌撒道。《云南方舆纪要序》“元人取道泸州，置驿于永宁、赤水之间，盖用蜀之东南……明初规取云南，太祖谕傅友德曰：‘关索岭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是对此道是元时“正道”的再确认。

　　明代，贵州建省后，流官治理成效显著，贵州境内占山为王者基本铲除，道路畅通无阻，云南前往北京的大道慢慢改经曲靖、普安、贵阳，经湖广北上。沾益、乌撒、毕节一路，沦为“乌撒入蜀旧路”③了。

　　（五）乌撒必畔道

　　元代东川路驻必畔。根据宣慰司“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的职责，东川路与乌撒乌蒙宣慰司之间必有下情上报、上传下达的公文往来，两地之间当有径道联通。尽管目前未发现有史料对此进行记载，但根据道路建设“以近优先”原则，以及明初设置乌撒卫左所、玛撒驿等地的位置推断，此道大概经今天的双龙镇（双龙桥、左所塘、玛撒驿）、黑石头镇、哲觉镇（分水岭关）一线到达会泽。

　　三、相关问题说明

　　（一）乌撒乌蒙两地之间无“腰站”地名遗存。《经世大典》记载，“两驿相距甚修，则道半别置官舍以憩，号邀驿，此其次舍。”查全国首建腰站的时间，有“至元二十七年三月，‘甘肃行省言，请于困塔兰之地暂置腰站’”纪录，而全国推广添置腰站的时间在至元三十一年④。根据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合理解释，此时的必畔乌蒙道已通，乌撒至乌蒙段官旅行人已大为减少，不必再添置腰站。再看会泽至昭通一线，今会泽县驾车乡有腰店村，步行导航距离会泽县城90公里；今会泽县迤车镇有腰店子村庄，步行导航距离会泽县城91公里。会泽县的两个“腰店”地名遗存，一南一北基本等距，而且位于古道必经之地，当是元代设置“腰站”留下的地名。当今威宁县域的两处“腰站”地名，一在今盐仓，史称“北腰站”；一在今么站镇，史称“南腰站”。《经世大典》记载乌撒宣慰司所辖站四十九处，其中马站四十五处，水站四处；而写出具体站名的只有本司所辖马站三处（乌撒站、必畔站、阿都站）和乌蒙宣抚司所辖马站五处（乌蒙结吉站、雪山站、合者剌站、罗佐站、叶梢坝站）和水站四处（叶梢坝站、华铁站、盐井站、滩头站）；按常规思维，剩余的三十七站就是茫部路和东川路管辖了，其实并不是那样。王颋考证，《经世大典》站赤资料的搜集时间在至元二十二年⑤，那时乌蒙还是“宣抚司”，而不是“路”；统计上报的有名称的站赤，估计至元二十二年前已设置完成，所谓马站四十五处，应当是后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管辖四路设置的所有站赤（包括“腰站”）的临时统计数字。

　　（二）有元一代，乌撒道始终是内地进入云南的主要通道。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以乌撒乌蒙道为主；必畔乌蒙道开辟以后，乌撒茫部“径道”随之开通，《经世大典》记载：大德五年，阿都、普信等“劫芒部官吏、商旅货财”，这是当时官员、商旅行走此道的明证。可见，必畔乌蒙道开通以后，乌撒仍然是当时重要的官商所经地。

　　《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丞耶律秃满答儿言：‘窃见乌蒙迤北土獠，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观其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黎雅、乌蒙驿路，捷近二千余里。’”大多数学者根据该段史料描述和后来普安黄平道确实取代乌撒道成为内地进入云南最重要通道这一事实，将普安道取代乌撒道时间提前到元代后期，这是应当注意的。

　　（三）有元一代，乌撒道路四通八达，当地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元朝政府把所管辖人口按不同职业、不同条件划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医户、儒户、打捕户等等。由于元代云南行省最重要的官道经过乌撒，这里介绍一下“站户”的情况。《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二十年二月二十日，留守贺某奏：‘初立急递铺时，省官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求充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兀良哈歹、火鲁火孙等官处禀议，皆以为然。令臣奏达。’奉圣旨准。”该段史料说明，铺户以贫者为主，站户以富者为主；贫者充铺兵，免除其他差役；站户充站赤，还有其他差役。站户为了逃避其他差役，请求充当铺兵，元朝廷对此进行了阻止。

　　急递铺之间的距离，有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不等，每铺五人，十铺设一邮长。他们自备食物，昼夜在铺等候；一旦有公文送达，履行完备交接手续即上路，一路奔跑，直至下一铺为止。元初定制每昼夜行四百里，至元二十二年后增加至每昼夜五百里，平均每小时步行二十里；扣除两铺之间铺兵验视公文包装是否密封完好，履行交接手续中必需的登记、签字等环节，铺兵必需一路快跑方能在规定时间到达下一铺。可以想见，他们瘦骨嶙峋，却要健步如飞，遇上雨天道路泥泞，一旦延误还要遭受惩罚。一些贪官污吏还会向铺兵索要财物。

　　站户是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人户，根据元世祖时期制定的《站赤条划》，站户的主要职责是在本路管民官督促管理下，照看铺马，如有倒毙，还得自己出钱购买充抵，购买之前，须经管站官验视合格；应付“抵应”（又称“首思”，指过往官员食宿所需之物，主要是食材），根据官员级别不同对待，这是当地民众的沉重负担。《马可波罗游记》中说：“驿站都不需要直接负责开销驿马的费用，因为驿马是由邻近城镇、村落负责供给的，它们平时饲养，用时供应。”“依照居民的财力，强行征派”。至于政府拨给驿站的经费，只是一小部分，既不经常，又不普遍，而且数额有限，多是临时性的补贴。尽管有使臣不得违例多骑铺马及勒索站赤财物相关规定，但监督难以到位。

　　由于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辖地明代以后即被云贵川分治，对划归他省的地域，历代修志者不甚留意，相关记载遗漏较多，致使后人对元代已经形成的乌蒙山地区交通网络知之甚少，希望研究者多加关注。

 

参考文献：

　　①马勋建.元代乌撒乌蒙宣慰司“阿都站”位置考.威宁每日新闻[N].2022.11.10（四版）

　　②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144页

　　③（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33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④刘广生，赵梅庄编著.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9.P413、387

　　⑤王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西南历史地理研究2[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