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我的那个人走了
作者：孔繁毅 时间：2013-09-17 阅读：340
我早就想写一篇纪念我二姐的文章，但每当我提起笔，我的心就有一种深深地痛。姐姐去世三年了，我总忘不了姐姐对我的好，总忘不了她对我们弟兄三人的关心与呵护，总忘不了我们姐弟情深。
二〇一〇年八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的二姐孔繁贤在水管边接水做饭时，突然跌倒不省人事，外侄杨林和我及外甥女杨锦赶快把她送往县医院，经查是高血压引发的脑充血。当晚，我和妻子以及儿子在医院看护了一些时辰，本想待二姐醒来时才走，但因为我第二天要参加省外作协组织的“大山向黑土地‘问候’采风团”到东北活动，儿子又要回省民族大学上学，无奈之下只能留下点医疗费，带着一颗牵挂的心踏上了采风的旅途。
二姐去世的消息我是在从二道到长白山天池的途中妻子打电话告诉我的。听到这一噩耗，眼前的天池也不再那么湛蓝，我坐在下山的阶梯上痛哭了一气。《贵阳日报》的放眉兄问我遇到何事，我便告诉他我姐去世的消息，他说不行你告诉领队，可以提前归家。当晚我便从延边市赶到大连，次日凌晨便乘上大连飞往贵阳的飞机，回家的火车票已请贵阳采风旅行社的朋友为我订好，当夜我便回到了草海边上。
父母在他们一生走过的八十多年的人生路上，留下我们姐弟五人。繁贤排行老二，她十四岁就参加工作，到黑石头供销社当售货员，那时在老表姊妹中，大家都叫她“贤二姐”。她为人很好，总是爱帮助人，因而在黑石供销社她的人缘特别好。每到寒暑假，大哥或我都要到黑石头二姐那里玩，直到开学才回家，母亲常带着弟弟到二姐那里住。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威宁县城硝烟弥漫，武斗的枪炮声时时在这座六百年古城的上空响起。父亲用木条把窗户钉好，让母亲带着弟弟和我到黑石头二姐处避难，父亲则带着哥哥看家。到了二姐处，黑石头也动乱不安，伐木场的马刀队也半夜三更在马路上大呼大叫，零星的枪声不经意间在小镇的上空划过，让人毛骨悚然。二姐不放心又将母亲我们三人寄住在更边远一个叫韭菜冲的地方她的好友小九妹的家中。
白天我和弟弟同九妹家里的弟妹到山上的森林里采蘑菇，什么牛屎巴菌、胭脂菌、灰灰菌、一窝蜂，下山时尽自己的力气背上一些干松枝当柴禾。晚上则在她们家堂屋打地铺。大约一个多月后，二姐才从黑石头赶来说武斗结束了，九二〇被打跑，接我们回到黑石头。在黑石头二姐的小宿舍里，母亲担心在县城的父亲和哥哥的安危，执意回城。二姐又想方设法打听到毛主席派来的支左部队已平息各方战乱，便请送皮货到县城的李师傅把我们带回县城。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虽然当时县革委号召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过年的三天里也不过节，工人做工、农民下地、学生上课、机关干部上班）。但老百姓还是在进腊月后，该做甜酒的做甜酒，该熬糖的熬糖，做黄粑的做黄粑，磨米面的磨米面，杀年猪的杀年猪。过年则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每当过年，我最盼望就是二姐回家。二姐一回家过年，就把她在乡下积攒下的细粮票（当时买米、买面、面粉称细粮；粗粮则是包谷、红苕片、洋芋片）和布票、肉票带回家里，这样我们一家便有了年货。我和哥哥弟弟也有了过年穿的新衣服。一九七三年我读三年级时那个春节最让人难忘，那年过年，二姐从黑石头供销社哲觉分销点回家过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给了我和弟弟繁锦一人一块钱的压岁钱。那时的高兴劲不亚于现在有一万元钱。
我和弟弟早晨的汤圆都不吃就上街了！先到电影院前面的泡梨摊上每人五分钱买个大泡梨啃着，顺着大十街、平街到县医院（现老医院）门前的火炮街（现言嘉巷、万寿宫北侧）一人出三角钱，买六十个小火炮，六十个黄烟小花，两分钱买一盒火柴，一角钱买两个“乒乒乓乓”（一种玻璃制品玩具，放在嘴里一吹就响。形同半个插管葫芦，产自大方，大方人称“布嘟”）。就上神仙洞去玩个痛快。中午十二点从东门回来，在市场坝口，铁匠铺边上用两角钱买四个真正苦荞面、洋芋包心的小粑粑吃饱。在派出所对面的小食品店一角钱买了两碗木瓜凉粉吞下，两角钱到电影院看了加演片，越南电影《阿胡》。那一天，那一年的年过得至今想起来都非常难忘。傍晚，回到家中，当母亲问道二姐给的压岁钱时，两弟兄只有如实交代，把剩下的六角八分钱如数上交，才免去母亲用细条子打手掌心的惩罚。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画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斜对面的新华书店上架了一本小三十二开的《怎样画动物》，定价二角六分钱。为了看这本书，我不止一次在卖书的柜台前流连。当我下定决心买下它时，自己所有攒下的零用钱只有一角五分钱。此时就特别盼望二姐能回家来，在我期盼的第三天，二姐真的到城里调货来了！喜出望外的我才把要买书的事告诉她，她就给了五角钱，这样《怎样画动物》也就成我童年时代的宝贝之一，并用圆珠笔在扉页上留下“孔繁毅于1974年x月x日买于威宁新华书店”的稚嫩笔迹。今天想来，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给他那么一点点，他会终身难忘。
二姐在乡下工作了十六年，总算调回城里的城关供销社（现人民北路，老车站对面）工作，此时的我也进威中的初一（5）班。当时的年月，初中一毕业就当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广阔天地里练红心。随着一九七六年的哀乐声此起彼落，七七年的冬天全国迎来了停止十几年的高考，威宁广播站的喇叭传来了贵州省艺术学校招生的《通知》。十四岁的我害怕去当新农民（知青的另一称谓），就央求父母让我到水城参加考艺校。父母为了我的前途把家里剩下的十元钱，拿了五元给我，并准备了五斤“全国粮票”，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二姐，她什么也没说，又给了我五块钱，并给我班主任老师说情，到教导处开了证明，到文教局报名。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背着自制画夹，怀揣五斤粮票、十元钱的我一个人便到水城参加考试，虽然没有考取，我却认识了很多美术爱好者，包括今天大明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祖家明，水电局助理工程师罗文等。也许艰辛的生活使人早熟，跌宕的命运让人深刻；但我深深感谢我的二姐帮助我在少年时留下了这么一段难忘的经历。
农历的一九七八年是马年，这年在云南的北京、上海知青在丁惠明的带领下，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此事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方毅副总理亲自到昆明处理该事，这一事件，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也拉开了“知青大返城”的热潮。同时各级“知青办公室”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同年我便考上高中，八〇年参加全国高考，进入威宁民族师范，开始独立生活。八二年夏季，师范毕业分配到羊街区中学任教，不满二十岁的我在二姐和姐夫的帮助下，左手提着二姐为我买的两只蓝色塑料水桶，右手则是用球网提着脸盆等洗漱工具，脸盆里有自己喜爱的王朝文的《美术概论》，哈师大的《大学语文》等二十多本书，身背简单的被子垫单便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羊街工作的五年期间，二姐经常下乡看我，甚至有时请客车驾驶员给我捎去一些生活用品和书籍，五年的独立生活使我感到二姐的关心与呵护比什么都重要。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变化，我们家原来的老宅大院在八七年也进入政府城市扩建拆除的范围。老屋搬迁，父亲告诉我们在西宁路26号老房子（现人民中路，兆恒百货）第一个天井将成为马路，第二个天井成为人行道，第三个天井还有一点余屋，我和大姐、二姐拿着政府每平方米八十元人民币的搬迁费，到草海边上，威师对面（今渔市路）政府划拨的三百平米的土地上新盖房屋。直至今日我的大姐和二姐便和我同住一个天井，成了既是邻居，又是一家人的大院环境，从而也保留下祖上留下的四合院文化。
搬到新屋居住最早的是二姐家，九〇年妻子从羊街中学调到威宁一小工作，儿子也满双月，父亲看好日子叫我从他们居住的老屋搬至新居，开始坐家立户的生活。搬迁那天早晨，二姐早就为我烧着一炉红旺旺的火，堂弟繁衡为我挑一担清悠悠的水，二姐叫杨梅、杨芳俩外甥做了满满一甑子米饭，准备十个碗、十双筷子、火钳、火钩……我背着儿子，花六块钱请了两个板板车（人力车），把在父母处的一张床、一个书柜、一个转角沙发、两百多本书和一架电子琴和书桌拉到渔市路，和两个姐姐开始了当家立户、为人处世的日子。九〇年的秋天特别热，妻子的产假已满，将回学校上课，而未满一岁的儿子正面临着保育的困难。爸妈都年过古稀，无力照看。这时，已经退休的二姐便充当了儿子保姆的角色。姑妈带侄儿比请什么样的保姆都强，此时的二姐不像保姆，更像一位母亲。她的关心与照顾为双职工的我们解决了非常大的难题，直到九四年儿子上幼儿园前的三年间，全靠二姐和她的三个女儿的真诚关心了！
随着春去秋来的变换，儿子在不断长大，而我的二姐却不断老去。儿子进入高中的课堂，二姐却过花甲之年。此时的二姐每天都关心儿子的成长和学习。每到凌晨六点，她总是最先起床叫醒儿子准备上学。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听到二姐叫醒儿子的声音：“老权、老权，起来上学去了！”儿子三年高中学业都是二姐给他充当闹钟，儿子能考上大学，二姐功不可没。儿子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当我从大连回到贵阳的时候，在龙洞堡机场接站的儿子，听到他二姑妈辞世的消息，他哭了！执意要和我回威宁，我告诉他，你二姑妈希望你好好上学，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你就不要请假了！有什么都由我想办法，在我的劝阻下，儿子虽未回来，却掏出了自己勤工俭学当家教挣的一百元钱，让我回来为他二姑妈做一个大花圈献上。
二姐在她去世前的四年间，每天都会为我们把放在窗台上的两个温水瓶充满，冬日当我们一家中午从不同的岗位回到早晨出发的地方，二姐早就给我们把烤火炉烧着，温暖空气弥漫整个火房。也许是一种预感，二姐六十五岁生日那天，在阳台晒衣服的二姐叫我去拿一口樟木箱子，我问她是什么？她告诉我，这箱子装的是父亲去世时留给她作纪念的狐皮大衣，她也穿不上，还是留给我作纪念，让我好好保管，将来留给我儿子老权，当时我很感动。回想起来，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行走，只是生命旅途上的一个过客；而各种物质出现，我们不过是这些物质的看客而已。
二姐逝世的时，她刚满六十六岁。而迈进天命之年岁月的我，为我生命中有这样一个二姐而倍感骄傲。送二姐上山那天，我守了一夜，当棺椁出门时，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怎么忍都忍不住。当时的天空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悲怆的心境只有我知道。弟弟繁锦也未入眠，当要出殡时，他早早就带着倔墓坑的工人到十里外头的头塘墓地去了！哥哥繁松也一夜没有合眼，我俩守护着二姐的棺椁，和抬它的工人一路冒雨将二姐送到她最后的归宿地。
在行进的路上，我想着二姐，看着落雨的天空，踩着泥泞的土路，有几句诗轻轻从大脑里显现“秋风紧，秋风凉，秋雨绵绵秋草黄。敢问秋天，你，艳阳何方？”中午，二姐棺木入土的时刻，细雨悄悄隐去，山岚从树林里消失，沉沉的天空也露出几丝蓝，心情好转的我们三弟兄和石工一起加紧为二姐修好她今后的“房屋”。傍晚，西边的夕阳映红东边的山峦，在归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的吟出：“秋山艳。秋云淡，秋实累累秋果甜。把酒夕阳，姐，你霞慰亲朋，贤淑留芳。”
二姐走了这三年间，我时时回望自己走过的岁月，除父母外，最关心我的便是我的二姐了！这三年也让我深深感悟到，一个人死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后没有人会想起。关心我的二姐走了，但她却依然活在她亲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