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儒士多寂寞
作者：任金晴 时间：2014-04-18 阅读：255
先前每每听得“江郎才尽”云云，却未曾想过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江淹为何超出文人以文留名之法则，偏偏唱一出“睡梦罢笔”让后人讥讪不已……要不是近来的一次机缘巧合，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曾几何时，我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忽然耳际传来一阵“江郎才未尽，睿智涮后人”的谈笑声，随声而过的是几个高中生模样的青年人。刹那间，一股无以名状的探求欲涌上心头，撩拨着颤动不已的心弦。
静坐书房，怀着崇敬之情，细细品读江淹《自序传》、《梁书·江淹传》、《南史》、《隋书·经籍志》、明人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等文献资料，我欣然发现江淹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非但没有才尽，相反是时时处处尽显其才、“以文邀幸”，直至封侯而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用中国式思想自导自演“才尽”涮人大戏，不仅深度博得他人的同情，而且彻底实现安于乱世的理想。《南史·江淹传》：“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钟嵘《诗品》：“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此与以耳食无异”，但后人鲜有入乎其内者，而是人云亦云、断章取义，自己被涮却乐此不彼。掩卷沉思，在设想了千百种理由之后，唯有常人难及江淹的立世智慧与自嘲艺术最能令人信服。
“功成不必在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人生际遇里或出或入、或清或浊、或显或隐、或进或退总与“乌纱帽”相连，毕生的爱恨忧怨尽在宦海之中，真可谓成也官场，败也官场。再说，文人做官，因为有才情，有个性，有棱角，于无形中陷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鹤立鸡群，人必猎之”的境地。李白在恃才傲物、唯我独尊的清高中，才蟾宫折桂便折戟沉沙。试想，如果李白不被“赐金放还”和长流，也许诗歌史上就根本不会有“诗仙”出现，倒是多了一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封建卫道士;即便是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范仲淹、苏轼、郑板桥这些大有作为的儒士，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饱受那份不足为外人道的寂寞。
行笔至此，思绪万千，曾经定格于脑海的儒士形象被闪电般的重组，眼、耳、口、鼻、舌，甚至连毛孔都为这种“碰撞”呐喊助威，待凝神静气，才蓦然发现原来文人骚客达与不达都纠结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生活中以江郎自况者往往各有其形，自负者有之，自谦者有之，笑谈者有之，才空者有之，故弄者有之，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可惜苦于篇幅之限不足一一道也。用心咀嚼个中滋味，虽有意趣相异、境界迥然之感，但中国文人“无意为之而不写，有意写之而不透，不便写之而不作”的特有社会心理状态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个个“江郎才尽”的交汇点和实实在的写照。
同是生活，不同的人所汲取的东西常常大相径庭。江淹看透了封建王朝的本质，懂得了帝王的专擅思维，所以宁可背上“才尽”的名声被后人讥笑，也不肯引火烧身。他逃遁“才气”，教之那些不负责任的“时代吹鼓手”的哗众取宠要心安得多。至少江兄没有把那些为了GDP增长和标榜发展而一味“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假统计”、 “假数据”、“假报告”、用“平均”包罗万象、玩华丽数字，不顾百姓艰辛的境况粉饰成“美文”。你见有多少人能像陈寅恪那样做一位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像江淹这样具备优秀政治智慧以及正直人品的人，尚且被国人误会上千年，一般的平凡小辈哪敢耍“文人气节”，宣扬“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乖乖的当好黄牛拉好车，以免落个不懂人情世故和“自虐”的下场。
面对江兄特有的人生哲学和实属令人费解的“江氏睿智学”，我一度颇为不解，但随着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情愫于不知不觉中淡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中膨胀，曾经自命清高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自己无奈受制于世风，失之于自我，那些说不明、道不白的重重枷锁和无端的惆怅，总爱无规律地敲击着记忆深处尚能复活的存储码，像风像雨又像雾，搅得我不自觉地陷入“围城”哲学的无比煎熬，于解码的灵光处陡然生出一番从未有过的“江郎才尽”之感。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同情江郎，第一次完全解构这个让我曲解的历史故事，当然，更是第一次全新解读自己的思维模式。
末了，我深感才尽意穷，不过即便如此，却仍有些许肺腑之言权当拙作之结语，以飨俟观者。世风不古悲江郎，江郎之隐何须怨，我们无需刻意推崇江郎哲学，不妨谨记孔圣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教诲，守住自尊、自知、自制的做人境界，便是一种上乘的幸福;选择一种适合自己，且能实现达人达己的积极人生价值生活法则，这绝对是睿智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