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5

　　有一天，我的运气好，得到盐巴公司王传慧大姐的照顾，和她女儿龙群、儿子龙三到北门河里去洗盐巴口袋，洗大口袋每个五分，小口袋每个三分，洗完后分到一块二角钱。当时的北门河水清澈见底，干净得有小鱼在里面生存，我们洗口袋时，用大头针做鱼钩，用根棉线一头拴着鱼钩，鱼钩上串上蚯蚓，一头拴在大脚拇指上，边洗口袋边钓鱼。口渴了便用双手捧起河水就喝，但从来没有生过病。有一次哥哥和他的伙伴小银贵、小春华到塔山去砍柴，我和弟弟则提着一个小破竹篮到新旅社（现在邮电局、平安饭店）后面去捡煤炭，看到小山似的煤灰堆上有一块没烧完的炭，我一下跳过去捡，脚下面却陷进去，抽脚一看，从连二杆（小腿）下面全是大粪。我想，又上了水井湾生产队农民的当。因为国营食堂、新旅社的煤灰全归水井湾生产队，他们怕小娃娃捡煤炭把他们肥料损坏，便在煤灰周边用铲耙掏了沟，沟里灌满大粪，上面洒上煤灰。炭是捡了一块，鞋子与裤脚却奇臭难闻。没法，只得带着弟弟跑到夏家井边用帽子掏井水在小路上冲干净，再到东风饭店洗澡堂（县街心花园工行一带）去捡，当我们为捡到半提篮煤炭而高兴时，天上却传来打雷的声音，接着便是又出太阳又下雨的情景。弟弟和我像两个流浪儿躲在吴大国家屋檐下避雨，弟弟叫回家，我却担心砍柴的哥哥好会在山上被雷打了。雨停了！西边的天空特别好看，整个威宁县城笼罩在橙红色的夕阳之中。我带着弟弟爬上耿家坡回到家里，母亲正用一些废报纸烧着为光胴胴的哥哥烤干身上的水气。我和弟弟一下笑了！哥哥换上干衣裳，母亲每人给我们一块霉豆腐和一碗苞谷稀饭作为晚餐，正当我们吃饭时，对面的居民小组长蒋三姐却来通知母亲到政府去学习“最高指示”。我们三弟兄看着昏黄的十五瓦电灯泡，匆忙吃晚饭。哥哥的小伙伴邓银贵和小华华又来到我们家开始摆龙门阵和交流做各种玩具的方法。

　　故事都是什么《包姑爷》、《老变婆》．．．．．．偶尔也讲地方上的传说和发生在“武斗”中的事情。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洋玩具，所有玩具都来于自制，用黄泥巴不断搬砸，做成手枪、汽车等相对精致玩具，粗犷的则是用残瓦慢慢敲圆的“圆滚珠”，或在街边的沟里去捡磨光来的杏仁米。前者玩法叫打圆滚珠，后者玩法则叫“送窝儿洞”。或到处去捡烟盒和糖纸来玩“斗烟盒、斗糖纸”的游戏。斗烟盒则是一种普遍游戏，儿时的一个好烟盒可以抵很多普通烟盒。如一个大中华可以抵二十个“朝阳桥”；一个“礼花”可以抵十八个“乌江”；一个“清定桥”可以抵五个“乌江”；一个“乌江”可以抵五个“蓝雁”；一个“蓝雁”可以抵三个“向阳花”；一个“向阳花”可以抵二个“经济烟”。

　　不久，父亲从黑石头伐木场为伐木工人弹棉絮回来，带来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一条用红油漆漆的小木板凳，另外是他用五元钱买的“母鸡带小鸡啄米”的闹钟，当时闹钟又叫马蹄表。这两件东西都给家里带来了一定的快乐。快乐的同时我脑海里却充满着各种幻象，总想把红色的小板凳变成绿色的，便用火钩在红板凳上去敲，心想敲了它就变绿了！哪知一敲不可收拾，好好的一张红板凳被我敲的凹凹凸凸，父亲知道后，打了我三个巴掌，便把它拿到他工作的棉花厂请陈玉书师傅用推刨刨平，重新漆了拿回家，不准我再动，它便成弟弟的专用品。而那只好看的马蹄表，几年后也成了我好奇心下的一包废铁。

　　一九七0年，我总算获准报名在一小读书了！班主任老师便是后来享誉全国的特级教师柴利平老师，教室在玉皇阁下面的小教室。我们班的班长是来自南门前的农民子弟代献然，劳动委员是蔡朝理；文艺委员则是漂亮的张岚，体育委员则是威中体育老师曾德康的女儿曾健，最厉害的则是比我们平均大两到三岁的副班长孔宁康。到二年级时，我们威宁一小七0届〈1〉班搬到学校下院坝，班里的周成英、张岚、代献然等四位同学成了第一批 “红小兵”（相当于今天的少先队员）。柴老师对同学们没有贫富之分，更没有干部子弟与贫民百姓子女的区别，对她的学生一视同仁。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三年级时，念一本《英雄五少年》的小画书给我们听，用她那标准的普通话读道：“晨雾像轻纱笼罩着金色的田野．．．．．．”时，我幼小的大脑中仿佛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为此，她老人家在贵阳去逝时，我专门在《当代教育》和《毕节日报》发表了《草海桔红色霞光里的记忆》纪念了我的启蒙老师。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我沉静在那美丽的画面里时。全级要排练一台《红灯记》，老师们把全级六个班的同学选了又选，终于选出我们班张岚扮演李铁梅，孔宁康扮演李玉和，五班的潘贵宁扮演李奶奶，三班的国伟扮演王连举，现在想来他们的表演还真像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