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9

贵州日报记者　宫喜祥　干江东

　　2014年5月15日,《贵州日报》一版突出刊发长篇通讯《村支书的楷模——文朝荣》。在海雀村采访文朝荣同志先进事迹时,许多村民还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说到一个人:新华社记者刘子富。

　　“20多年前,在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刘子富到这里来采访,是他第一个把村里的困难向党和政府反映。有了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93岁的安美珍大娘,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刘子富当年挨家挨户访贫问苦的情景。

　　“20多年来,刘老师先后6次到海雀村来采访。他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也受过穷、受过苦。我们和他在一起,就像一家人!”老支书文朝荣的儿子、海雀村村主任文正友动情地说。

 

 

　　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地处黔西北高原云贵交界处,海拔2300米,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是贵州扶贫开发一类重点村。

　　1985年5月29日,38岁的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背着帆布包、脚蹬解放鞋,沿着崎岖小道,步履匆匆地走进了海雀村。

　　眼前的景象让刘子富震撼不已,满目尽是茅草房、杈杈房,不避风寒,人畜同居。连续走访了两个村民组、11户农家,发现家家户户缺粮断炊。

　　令人感动的是,穷苦不堪的苗族、彝族乡亲们,竟没有一人埋怨党和政府。时年64岁的安美珍大娘对他说:“党和政府对我们很好,很关心我们,只怪我们自己没出息。”

　　更让刘子富敬佩的是,正值壮年的彝族共产党员、村支部书记文朝荣,没日没夜地为全村群众的生计操心、焦虑,他家也一样受灾,一样缺粮,一样贫困。当地党委政府在那年春节过后就把救灾度荒作为头等大事,先后四次向海雀村发放了救济粮。可是,文朝荣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将政府给自家的救济粮指标全部让给了更困难的村民。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他咬牙把家中的耕牛卖了,买回包谷度荒。

　　当天晚上回到县城,刘子富找到县委书记,恳请县委实事求是地介绍全县类似海雀这样缺粮或即将缺粮的情况。结果令人揪心:天灾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叠加,导致1984年赫章县粮食歉收,人均占有粮食198公斤,纯收入110元。到1985年5月底,全县有12000多户、63000多人缺粮断炊或即将断炊。

　　老百姓饿饭了!要不要上报？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报道真实的海雀村是要冒风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而在赫章县像海雀这样的山村,群众还在忍饥挨饿,这个残酷的事实与当时的大局大势“唱了反调”。

　　“我生在乡下,来自农村,假如我的家人饿到这个程度,敢不敢讲真话？”刘子富越想越急,小县城到晚上11点就要停电,他赶紧向招待所服务员要来蜡烛,一口气写成1900多字的见闻,那已是凌晨1点过了。写完稿子,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6点,就急急忙忙跑到县邮电局买电报纸,拿回招待所一字一句誊写稿子,用加急电报发往新华社。

　　6月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一文上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贵州省委迅即将批示和报道用急电传给各地、州、市委负责同志,并连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布置全省各地立即检查安排群众生活。紧接着又派出8个工作组对贫困地区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农村缺粮情况。中央分两次拨给贵州生产救灾款3600万元,增调粮食2.5亿公斤。贵州省委、省政府派调查组奔赴海雀村核实情况,决定批给赫章县100万元救济款,帮助农户渡过生活难关。

　　在传达习仲勋同志批示一个多月后,1985年7月24日,刚到任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风尘仆仆深入到赫章等地调研。1988年6月9日,胡锦涛同志倡导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海雀村因此被誉为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

　　在乌蒙山区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不适宜人居”的土地上,海雀村人在文朝荣支书的带领下,展开了绝处求生的拼搏。从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初到2013年,海雀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3元增加到5460元；贫困人口从730人降到250人；森林覆盖率从5%上升到70.4%；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3‰下降到2‰。

　　29年来,刘子富先后六次走访海雀村,每去一次,都会欣喜地发现村里有了新的变化。抚今追昔,海雀村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曾为他们鼓与呼的刘子富,而刘子富也十分珍惜六访海雀村获得的精神财富。他说,每次去海雀村,每次与文朝荣支书深谈,我就获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和思想的升华。

 

　　2007年,刘子富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岗位上退下来,但这位新闻战线的“老兵”,依然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关注着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2008年6月28日深夜,他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新闻。突然,一则“瓮安县发生大规模打砸烧事件”的快讯跳入他的眼帘。看着一条条即时更新的信息和现场图片,他的心里起伏难平。

　　那几天,刘子富一方面上网关注媒体对瓮安“6·28”事件的报道,收集与事件有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另一方面密切联系新华社贵州分社派到瓮安一线的采访组,了解事件真相,关注事件处置情况。他说:“当时对‘瓮安事件’既忧虑,又对党和政府平息事件充满信心。”

　　几天后,有关部门举行新闻发布会,称瓮安“6·28”事件是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

　　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偶发案件,何以引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少数不法分子为何公开挑衅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种种疑问在刘子富的脑海中萦绕。多年新闻生涯养成了他思考严谨的职业习惯,他决定去一趟瓮安,解答心中疑点,研究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规律。

　　7月5日,“瓮安事件”初步平息,刘子富驾车前往瓮安,他称这次瓮安之行为“私访”。

　　事发现场一片狼藉,县城气氛还有些紧张。刘子富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和新任县委书记谈了三个半小时,和一直在事件现场的公安局副局长做了深度交流,还和派出所所长、基层干警、街头围观的市民进行了交谈。

　　3天走访下来,刘子富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瓮安“6·28”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群众的合理诉求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只能用群体性事件的过激方式来解决。发生这类群体事件,主要问题在于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

　　回到贵阳,刘子富连夜给省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谈了对“瓮安事件”的思考,认为在新时期、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查找深层次原因,从党和政府自身做起,立足于深化改革,才能化解民怨,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刘子富的来信引起省委高度重视,他主动请求重返瓮安,做一次全面深入的调研,认真总结“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

　　当年9月底到10月初,刘子富再赴瓮安,进行了为期14天的采访。他一共采访了87人,从前任县委书记到现任县委书记,县里各级干部、公安干警、离退休老同志、教师、学生、居民、下岗工人、矿老板、店员、农民,到因卷入打砸抢烧被依法收容在少管所的学生等。

　　走访了当事人、参与者、旁观者、目击者,刘子富又有了不少新的发现,比如虽然瓮安经济发展迅速,但群众对当地的治安意见很大,很多人反映没有安全感。还有人谈到丰富的矿产资源一直是利益争夺的焦点,矿产的过度采集破坏了生态,影响了群众正常生活……

　　瓮安是贵州的一个富县,为什么会出现这次事件？通过全面系统对比近10年在中国发生的群体事件,刘子富总结道:“不能只重视经济发展,还必须重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否则,经济上去了,也会垮下来。”他说,这次事件充分暴露在我国“欠发达、欠开发”的地区,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和牺牲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不通。他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书。

　　2008年12月,14万字的调查报告成稿。次年3月,《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今已多次重印。在书中,刘子富将“瓮安事件”作为标本予以仔细剖析,概括为“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单光鼐为这本书作序说:“这是一本供基层干部学习处置群体事件的好教材。”

 

 

　　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刘子富跑遍了全省88个县市区,多的去过10余次,少的也有三四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在外采访200多天。他常对年轻的同行说,深入基层调研,这是记者的基本功,是记者的看家本领。

　　长期在基层和农村工作生活,造就了刘子富心系群众的赤子情怀,从当记者第一天起,他矢志不渝地关注贵州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深入开展专题调查研究获得丰硕成果。

　　1986年,他深入黔西北、黔西南16个县的农村,对喀斯特贫困山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开展调查。不久,新华社内部刊物发表了他撰写的一组4篇专题调研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扶贫更要扶志》、《改革春风度山寨脱贫致富有能人》、《贫困地区要求在政策上给予特殊照顾》,有理有据地详细阐述了贫困山区要想脱贫致富,路就在自己脚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看了这组专题报道后,对其中两篇作了批示,对《扶贫更要扶志》的批示是:“这份十六个县农村调查材料和所提意见都很对。”对《改革春风度山寨脱贫致富有能人》的批示是:“这个经验对脱贫致富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封闭状况的山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安排将这组专题调查在省委内部刊物《常委阅件》上全文转载,供省军级领导同志参阅。

　　刘子富的同事们介绍,这些年来,哪里最艰苦贫困,哪里就会出现刘子富忙碌的身影,他先后完成了30多个重要专题调研。《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的调查》等3组(共11篇)、《贫困地区要脱贫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一组(4篇)等专题调研稿,被省委作为参阅文件发给各级干部参阅学习。1988年、1989年,刘子富两次参加新华社小分队采写了《关于用价值规律指导农业的调查》、《中国粮食问题的调查》等3组11篇调研稿(合作稿),被新华社编印成调研专辑供中央作决策参考。

　　“一个优秀记者,文章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脚‘写’的。”刘子富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任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的10年间,他始终认为“社长不是官,而是首席记者”。他从来没有放下笔,没有停止采访,以对新闻工作一丝不苟、不怕吃苦受累的行动,感召着年轻的同行。

　　2005年1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贵州时指出:“贵州结合自己的实际,把‘四在农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抓手,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刘子富立即带着记者走进遵义市8个县(区、市)及20多个乡镇,对遵义市“四在农家”创建活动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采访,以《“富·学·乐·美”：黔北新农村建设的创举》为题,撰写了4000多字的文章,对遵义市2001年以来在全市广大农村开展的“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作了详细报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这篇报道上批示,称赞遵义的“四在农家”活动是建设新农村很好的载体。

　　退休后,刘子富生活节奏有所变化,不变的是民生情结和职业良心。多年来,他坚持到贵州各地进行深度调研,先后出版了全面系统介绍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贫困·忧思·奋起》、中国反腐败走势专著《居安思危》、探讨中国粮食出路的合著《路在何方》、中国扶贫攻坚走势的《热土》等6部纪实体专著。他说,这是一个老记者对社会的交代。

　　最近,刘子富又走进毕节试验区,对试验区成立26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重大现实意义、指导意义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调研。恰似识途老马,又一次奔忙于他熟悉的磅礴乌蒙,大山深处,百姓之中……（转自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