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2

　　忆苦思甜大会在校革委主任路延方主持下结束，当他宣布领“忆苦饭”时，同学们便一窝蜂地围着了三口大锅。我看着黄橙橙的面汤里翻滚绿色的白菜叶子特别好看，同时口水也不停地往肚子里咽。当每人得了一小瓷缸后，个个都把它吃了个底朝天。这样的“忆苦饭”县城有很多人家不是每天能吃到的。

　　帮西海大队秋收回来，我们也开始收割班上的试验田。陈老师宣布收来的包谷时，除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每人五斤，每个同学只能买一斤，每斤五分钱。同学们听后高兴地盘算开来，有的说新包谷要煮熟才好吃，有的说要烧来好吃，有的还说要炸成包谷花才好吃．．．．．．下午待男同学把包谷掰了用撮箕放在教室门口，包谷杆则被大家当甘蔗一样全部嚼完。排队买包谷时，每人都把五分钱硬币紧紧握在手里，等陈老师和班长来分包谷了。

　　陈老师带着劳动委员和班长用手提秤把他和教《算术》的马老师、教唱歌的袁老师、教劳动的雷老师、教绘画的汪老师的称了，堆到旁边，准备称包谷给同学们时，四年级才转学到我们班个子不高的X同学，突然要陈老师称十斤给他，说是他爸爸叫他来买的。陈老师不但没有拒绝，还选又大又长又饱满的秤了十几斤，从教室楼上的家里用夹背箩背了送到马坡上城关区革委他家里去（一小到马坡直线距离大概一百米）。同学们看着陈老师背走十几斤包谷便纷纷交头接耳议论开来。原来X同学是城关区区委书记的儿子，平常个子不高，穿着酱色灯草绒夹克，书包里随时都有饼干，难怪他从没被老师骂过和打过。他分（送）给哪个同学一块饼干，都要那个同学听他的话。因为当时同学中有句口头语：“拿点来吃！”但我从不吃他的饼干，因为我不想听一个“小矮人”的话。十多分钟后，陈老师回来分包谷，一看包谷不够了！只得不要我们手心里汗渍渍五分钱。免费发给每个同学一个包谷，我这个包谷拿回家，母亲用糟辣子炒了一盘菜。但陈老师万没想到三十年后曽健回威宁看老同学，张岚、孔宁康、李智等同学还提及此事，他更没想到小娃娃心里也有一杆秤。

　　一九七五年第一场雪染白草海周边的山峦和县城，寒假也如期而至。哥哥和他的同学、伙伴们又开始上山砍柴和到土坡脚用花轮车（板板车）拉炭，我则被父亲带到棉花厂加班。此刻，我特别盼望过年，因为过年聂庆明表哥就会回来，就能修好父亲心爱的马蹄表，他也会给我们讲一些新鲜的事情。

　　庆明表哥是我母亲的大侄子，大舅聂仕权的长子。母亲他们兄妹四人，二舅和三舅在民国“五丁抽二，三丁抽一”的抓兵环境里逃走。解放后，才知道，二舅定居于纳雍县羊场区，三舅定居于昆明南祥街。二年级寒假时母亲带着弟弟和我到过纳雍羊场二舅家里过过一次年。二舅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表哥聂庆福胆子很大，在羊场区街上自己印刷扑克牌卖，还自制炸药到羊场河里炸鱼；二表哥聂庆康在水钢焦化厂工作，三表哥聂庆林在供销社。二舅家房子不高，而火炉特大，有一米五高，直径二尺五。在纳雍羊场区，二舅还陪同母亲到县城去看了她的堂妹聂茹兰，在他们家吃了顿饭。离开二舅家时，二舅母给我和弟弟做了一件兰卡其小四袋衣服，二舅给我们兄弟每人十个五分硬币，再后来二舅回过威宁几次。他离开人世时母亲又赶到羊场区看了舅母他们。表哥聂庆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回到威宁把祖上留给二舅在聂公馆的房屋以二百六十元卖给张家后，纳雍的表哥表姐再也未来过威宁，直到我母亲去世他们也没有来。三舅去世较早，从未见到过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四年级暑假，母亲让我带上一块腊肉，大姐给两块钱，二姐给五块钱，父亲给五块钱五斤粮票，坐上二姐夫战友林保宁拉冻肉的冷藏车去昆明三舅家。到昆明后，只见到三舅母和三个表哥和表姐。大表哥聂庆元在昆明黑龙潭机床厂当工程师，二表哥在玻璃厂，表姐在外贸公司，小表哥当知青。有个星期天大表哥带我到大观楼游玩，我看到公园里照相的人很多，告诉他我想照张相，他没有讲话，只让搞人像剪影的师傅给我剪了影，花了他一角钱。现在想来，也许他囊中羞涩吧！在舅母家住了十天，舅母时不时流露出“宁添一斗，不添一口”的语言，她老人家便找我母亲的表妹唐三姨妈帮忙，请昆明汽车总站的蒋师傅将我捎回威宁。离开舅母家时，我按离开家时父亲的吩咐悄悄在舅母的桌子上用口缸压了十元钱和五斤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