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后裔与一群威宁背篼的故事
作者：本报记者 肖林 时间：2012-05-12 阅读：570
●刘广慧直言：“树直是材，人直无用。好事做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詹群生答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多做好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有人是命好心不好，我是心好命不好，要是每一个人都心好命也好，那该多好。”詹群生皱着眉头说。
●詹群生嘿嘿儿直乐，“我这个人啊，一点黑屁眼心都没得嘞。”
威宁有个“野猫笼”
倒是“野猫笼”的采访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否递烟，也不在乎你穿什么，更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记者（好像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外在都是假的，只有心才是真的）。他们仅把我们当成朋友，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倾诉，仿佛在说：“我的兄弟，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所错过我生命里的点点滴滴，我都给你讲来，我错过你生命里的那些故事，你也要和我说说。”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写了一篇文章叫《穷人》，讲述了一位渔夫和他的妻子桑娜关心邻居西蒙，在西蒙死后，不顾自己的贫苦，毅然收养了她的两个孤儿的故事，反映了穷人的纯朴善良。
这个故事对家住县城渔市路23号、已上小学的詹志福来说，再也熟悉不过了，这不仅仅是他的爷爷詹群生对他的言传，更是爷爷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身教。他觉得，他将来应该做一名像渔夫一样的“穷人”，像爷爷一样的“穷人”。
詹群生，何许“穷人”也？
5月9日上午，我们见到了詹群生，他将自己的家谱和一本名叫《河间天地》的氏族杂志拿出来，自豪地讲起他的七位台湾始祖的故事。
据他说，他是台湾一种名叫“花水族” （音译）的土著民族后裔，后移居大陆，辗转来到威宁定居，现改为汉族。
詹群生从来没有以一个台湾后裔自居过，也没有打算搬回台湾。像所有的威宁人一样，他娶妻生子，赡老养儿。不过，他之所以如此安土于威宁的原因却是独一无二的：过日子就是做好事，就是行善积德，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行善积德。
十四年了，背篼朱绍全终于有个落脚点了
朱绍全，草海镇新林村人，1978年生。1994年，他16岁，小学未毕业，来到县城拉板板车，卖蜂窝煤。
1995年，朱绍全患上神经官能症，体能迅速下降，被老板“踢”出蜂窝煤场。
朱绍全七拼八凑，又弄来一辆板板车，在车站拉点小货，挣点钱，看病，生活。
如此维持5年，病情加剧，生活更加潦倒。随后，辗转石门坎打砂，后因身体原因，还是返回县城，继续拉板板车。
正是花样年华，也爱上一个女孩子，但一天15块钱的收入，让他没有勇气。
三轮车的出现，板板车失去了市场。
朱绍全开始背背篼，挣的钱也要多一点了，“生意好时，能挣七八十。”
也不是天天有生意，去年一段时间，朱绍全就5天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身无分文，生活无法维系，“背友”知道情况后，把他介绍到“野猫笼”。
“野猫笼”不但改变朱绍全的生活，还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
“野猫笼”的“老板”正是詹群生，詹群生知道朱绍全的情况后，给他提供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还借给他几百块钱，让他去看病。
从此，朱绍全有了落脚处，他起的更早，更加努力干活，隔三差五，也回家一趟，给家中年过半百的父母一些零花钱。
十天半月，也到医院去开一点药，尽量减轻病魔对自己的折磨。
也准备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了。
“野猫笼”原来是一家5角钱一晚上的旅社
说起“野猫笼”，威宁所有的“背篼”都熟悉，因为这是他们内部通用的的称号，对外时，他们介绍得文雅一些“詹家旅社”。
关于“野猫笼”的来源，周边一些有点文化的人把它总结为：“威宁本没有‘野猫笼’，野猫多了，也就有了‘野猫笼’。”
詹群生是一名下岗工人，因生性善良，为人耿直，深受四邻的喜爱，老岳父也将一块土地给他，让他种些土豆，以供青黄不接时接济。
2004年春，詹群生请来2个“背篼”帮他栽洋芋。晚上，三人喝一点小酒，一聊就是半夜，便留宿他家，两人建议詹群生开一个旅社，专门供威宁“背篼”歇息。
詹群生也没多想，就说：“你们没住的地方就来”。
第二天晚上，就来了5个人，一个人给了他5角钱“旅社费”。
从此，威宁有间5角钱一晚上的“旅社”在“背篼”之间传开了。
因有一部分“背篼”经常打野（没住处），被有住处的“背篼”称作“野猫”。如今，詹群生提供了这样一个住处，他们就把这间“旅社”戏称作“野猫笼”。
人渐渐多起来了，“野猫们”住了一段时间，见詹群生又是提供温水给他们洗脚，又是帮洗被子，也就主动把价格提到1块钱一晚上。
在采访间，一位中年男子径直走进来，坐下，詹群生很熟悉地递了一支烟过去，他伸手接过来，二话不说点上。
随后，我们才得知他叫辛银树，是云南昭通人，在威宁做“背篼”，去年腊月二十八到“野猫笼”，已经住了近半年了。
“詹哥是个好人，对人好得很，我们住的时间长了，都很不好意思了，我们好几个人私下商量一下，现在每晚开他3块钱。”
“旅社”老板差点当了和尚，只因太穷了
现在，“野猫笼”旅社有床位15个，最多能接客30名，平均每晚接客10人，也就是说，这家“旅社”每晚收入30元。如“背篼”们生意好，还会向“旅社”买一桶泡面加一瓶啤酒，每样赚2角，就算10人都买，也就赚了2块。这样，每天毛收入32元，一个月收入960元钱。
“上个月，交了150元的电费，30的水费。”詹群生笑着说，他妻子刘广慧接过话，“每天还要给小孙子（詹志福）3块的零花钱。”
“詹哥的开销不止这些，很多‘背篼’晚上回来，都在他家吃饭。”辛银树补了一句。
这样算来，詹群生一个月净收入仅在400左右，基本上入不敷出，有时“背篼”找不到工作，向他开口借钱，他二话不说，就借了出去。
“借出多少钱去了？”
“好几千了。”
这样一来，家庭“赤字”更加严重，虽说詹群生性格好，但生活的逼迫，让妻子变得更加唠叨了。刘广慧直言：“树直（笔直）是材，人直（耿直）无用，好事做尽，你说，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詹群生答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多做好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道理虽说了，但妻子依然埋怨他。
2010年8月，手中一分钱都没有，借出去的钱又收不回来，刘广慧气骂詹群生：“当年儿子只读到初中，就因家庭贫困，没有继续读下去，你现在都能借钱给别人，那时怎么不借钱给儿子读书？”
老两口免不了大吵一架。
詹群生内心很难受，“有人是命好心不好，我是心好命不好，要是每一个人都心好命也好，那该多好。”詹群生皱着眉头说。
此时，他已53岁了，听了媳妇的一席话，细想自己的一生，内心也悲凉了起来，遂只身来到上帝庙，准备出家当和尚。
在上帝庙呆了10多天，也读了大量的佛家经书，感觉有吃又有喝，还可参禅悟理，晚年如此度过，也不错了。上帝庙的师傅见他如此，便给他定下了剃度时间：8月16日。
可在8月15日，他悄悄地溜回了家，原因很简单，“经书上讲，人就是要做善事，我都当和尚了，‘野猫笼’那一大群兄弟谁来帮助他们，我当和尚的动机就是在作孽，出家又有什么用呢？”詹群生嘿嘿儿直乐，“我这个人啊，一点黑屁眼心都没得嘞。”
背篼“兄弟连”
“野猫笼”已经开了8年了。
8年来，不仅仅是威宁，毕节、赫章、织金，乃至黔东南，甚至云南、四川、湖南都有“背篼”在此歇息过，这支庞大的“军团”来了一群，又走一群，走了一帮又来了一帮，他们都和詹群生结下了深情厚义。
小施，赫章人，三十出头，2008年，他来到威宁做“背篼”，就在“野猫笼”住下了。
这一住，就是四年，小施成了在“野猫笼”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旅客。
说是旅客，其实和詹群生亲如一家人，没钱的时候，詹群生给他钱用，詹群生家里急的时候，小施也会借一点给詹群生。
去年，小施生活特别困难，连回家过年的费用都没有，小施就留在詹群生家过年。大年三十，小施给刘广慧借了50元钱，背过身去，却当作压岁钱给了刘广慧的孙子詹志福。
类似小施这样的人很多，杨汉也是一个，杨汉在这里住了2年后，辗转到安徽打工，回到威宁还特意买了礼品来看詹群生。
“在这里住下的弟兄们，感情很要好，我没事的时候，也和他们一起去背背篼，都是挣钱，都是为了生活。”詹群生说。
耿满音，56岁，草海镇人。
“您为什么喜欢在这里住？”
“便宜，但更主要的是老詹（詹群生）为人好，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团结，今天我找到事，我就会叫上他们，他们找到事，也会叫上我，所以有个老板说我们是一个‘兄弟连’，有人走了，有人又来了，源源不断。”
看得出来，詹群生对他们的影响确实很大，詹群生“积德行善”的理念，在他们身上以一种“相互帮助”的形式出现。
记者手记：
据记者初略调查下来，威宁板板车现存20辆左右，“背篼”大约有1000多人，三轮车数量无法估计。这一群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普遍低学历，年龄偏大，家庭生活条件不是太好，外出打工，没有本事，在家种地，无法糊口，于是留在县城，背一个背篼或拉一辆板板车，游走在街头等事做。
关于他们的生活，也在城市中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大多时候，都是等待一句话——“背一趟多少钱？”偶尔，他们也打打扑克，在名牌服装门口徘徊一阵。吃的很简单，甚至出现一个大男人只吃一碗凉粉当晚餐的情况，因为他们收入不高。记者粗略统计：一天毛收入在50元的占70%左右，只有10%左右能上100元，其他的都不足50元。
慈善家们和演讲家们喜欢在晚宴上声泪俱下，讲述他们所“目睹”的那些底层生活，以至于给我形成这样一种感觉：拯救社会底层人士的方式，只有国家机构和慈善机构联手，这是最有效且唯一的方式。这次采访，彻底打破我的这种想法。
詹群生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份工作，有时候，还要上街背背篼，严格意义上，他和“背篼”们是一样儿的，可是他没有等待别人伸出手来拯救他，他拒绝听声泪俱下的演讲，他伸出自己的手，用自己微弱的力气搀扶起他的弟兄们，这样我搀你，你搀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野猫笼”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生活秩序，苦中不乏快乐。
采访花絮：
为了采访到他们，我们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从着装到交流的语言都认真的考虑很久。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个拉了20年板板车的小海镇人，我穿着一身破了裤管和袖管的衣服，一屁股坐在他的板板车上，递给他一支烟，问他拉不拉货，他一下子就来劲了。有了这个经验，我们又来到城北菜市场，还是一屁股坐下去，这回不行了，这位年纪稍轻一点，看我穿的有点“非主流”，警惕地站起来，递烟也不抽，搭话他也不理，最后不得已亮出证件，他更加疑惑，干脆退了三步，不再和我们说话。倒是“野猫笼”的采访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否递烟，也不在乎你穿什么，更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记者（好像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外在都是假的，只有心才是真的）。他们仅把我们当成朋友，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倾诉，仿佛在说：“我的兄弟，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所错过我生命里的点点滴滴，我都给你讲来，我错过你生命里的那些故事，你也要和我说说。”
▲57岁的“背篼”邓俊文在城北菜市场门口等生意。（实习记者 何欢 摄）
▲詹群生在“野猫笼”和“背篼”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