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2

 

摘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自治县）2013年末有人口1454357人，少数民族人口344748人，占总人口的23.7%，是我国由三个自治民族组成的五个民族自治县之一，是贵州省唯一由三个自治民族组成的自治县，历史以来，各民族在威宁自治县境内共生繁衍，缔造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生态环境，其间维系这种生态平衡的和谐要素，是开展民族工作和进行民族研究宝贵的文化财富，因此对威宁自治县民族关系和谐要素的探讨，在当前和今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或中心问题是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3]，这是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含，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研究，著述丰硕，如金炳镐教授的《民族关系理论通论》、杨昌儒教授的《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教授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等等，在此不再赘述，但笔者认为，学界对威宁自治县民族关系的研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威宁自治县6298.73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世代居住着汉、彝、回、苗、布依等民族1454357人，少数民族人口344748人，占总人口的23.7%，这里的民族问题自然是全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对威宁自治县民族关系研究的专著及其他成果还不多，因此笔者试图对威宁自治县的民族关系进行学理探析，以期能抛砖引玉。

威宁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11月11日，是我国较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之一，地处乌蒙山腹地，东北与赫章县相连，东南与六盘水市毗邻，北、西、南分别与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鲁甸县、会泽县、宣威市接壤，与云南省界主要以牛栏江、可渡河水系相隔，威宁自治县城距毕节市125公里，距六盘水市76公里，距昭通市122公里，距宣威市174公里，是贵州的西大门，全县总面积6298.73平方公里，境内平均海拔2200米，辖3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628个村（居），世居着汉、彝、回、苗、布依等民族。据威宁自治县2013年统计年鉴显示， 2013年年末总人口为1454357人，其中农业人口1394006人，占总人口的95.9%，非农业人口60351人，占总人口的4.1%；在民族人口情况统计中，汉族1109609人，占总人口的76.3%,少数民族人口344748人，占总人口的23.7%；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彝族126895人，占总人口的8.7%，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6.8%，回族117230人，占总人口的8.1%，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4%，苗族79416人，占总人口的5.5%，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3%，布依族10851人，占总人口的0.7%，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2%，其他少数民族人口10356人，占总人口的0.7%，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

历史上，威宁各民族先民先后徙居于今威宁自治县辖区，历经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统属，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相渗透、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域文化特征，夷汉互化，夷夷互化，形成了共同的“历史民族区”，发展至今，辖区居民均以地域文化认同为背景而以“威宁人”自称，外界也以“威宁人”为他称并通过此文化称谓来初步认识和了解威宁的民族和文化，这样的地域文化既传承了各民族既有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个性，又发展并增加了不同民族间的共同文化元素，体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和而不同，各民族互利互惠，互动发展，呈现出“三个离不开”的和谐景象。

1.民族社会形态的一致性——各民族社会存在的一致性决定社会意识的一致性

威宁辖区各民族自秦朝起便统属于不同时期的封建中央王朝，历经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上有同一性。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收夜郞地，置夜郞、汉阳（含今威宁）二县”，“元始祖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由大理开进，乌撒内附”，“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水西安坤反清，乌撒随之起兵”，“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初一，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隶贵州省”，“民国2年（1913年），改威宁州为威宁县（一等县），下辖十里”，“1950年2月1日，中共威宁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 ” ，[4]1954年11月1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成立。

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理论，决定人类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公元前22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沿革中，威宁自治县各民族先民直接或间接地受治于封建朝廷，束缚于封建社会形态，共同的制度文化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牵引着各民族先民的权利和利益，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管理与服从等族群性的、亦是地域性的文化共识和针对封建朝廷的阶级认同，形成了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上的认同和遵从。

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形态的一致性，决定了各民族在意识形态、在生产关系上的一致性，即各民族的权利和利益因社会形态的共性而趋向一致，此为威宁民族关系和谐要素的社会形态基础，可以这样表述：社会形态的一致性==＞                                                生产力的一致性==＞                                                经济基础的一致性==＞             社会存在的一致性===＞                                             社会意识的一致性。

                                                                                                                                                                                                          对于威宁辖区各民族曾存在社会形态发展差异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作如下解释：

在威宁历史上，汉族无论是拓荒屯田的移民还是从军戍边的兵卒，无论是政策性的人力资源调配还是军事攻防举措的军屯，他们都无疑是农耕文化的较早执行者和传播者，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代表，自然较早地隶属于封建社会形态，并长期维护着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彝族至解放前尚存在奴隶制残余，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地方政权，但这些政权互不统属，更多的是以邦国互助的形式进行联动，没有颠覆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没有使奴隶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主流，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形态的主导地位。回族自元、明、清时期陆续迁入威宁，其中相当部分是封建王朝的随军人员，且回族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民族，因此较早地接受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因社会历史原因，迁入威宁后占有的生产资料相对较少，亦未对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造成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从公元前221年至1949年，威宁辖区各族人民共同置身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处于封建社会形态。

2.宗教信仰——各民族在宗教情节上心理交织

威宁各民族均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除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外，其他各民族信仰原始宗教或佛教、道教、基督教，印证了“没有不信仰宗教的民族和没有无民族的宗教”之说。在信仰文化上的同类化思想即都是信仰宗教的民族的界定，一是促进了各民族的类化意识，即表现为求助神灵调适心理的“同病相怜”意识；二是促进了信仰文化在异同中的比较，形成了文化自觉，在认识自身、珍爱自己的同时，由此及彼，更加尊重异己的信仰和文化，如各族同胞都尊重彝族同胞的祖灵崇拜、毕摩文化、族称禁忌；尊重回族群众的餐饮禁忌、“五功”习俗，尊重苗族同胞的狩猎习俗、鬼魂观念，等等，对信仰文化的尊重类及对整个族群的尊重，催生了和谐的民族关系。

3.民族发展的过程——地域性凝聚了民族性

“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或中心问题是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威宁自治县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为了巩固和发展本民族的权利和利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彝族在家支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地方政权体系，使得威宁辖区各族人民在社会结构中各得其所，各司其职，这是在山高路远的“化外之地”，对中央政权间接管理鞭长莫及、尾大不调的弊端进行必要和有益弥补所必须的，一是使辖区各族人民较早地融入了国家政权体系，初具了国家、阶级和民族的观念，为适应全国性、普世性的制度文化奠定了过度的基础，从而储备了由奴隶制向土司制甚至向社会主义制度革新的政治条件；二是因地方政权具有内聚性和防御性，自然就保护了辖区族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稳定；三是这样的地方政权，在当时解决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让各族先民心有所系、居有所寄，而不至于徙居不定而流离失所。

回族擅长经商，商品意识强，自元代以来，移居威宁的回族同胞便带动了当地物资的流通，在当时交通和信息闭塞的威宁山区，在封建社会形态的生产模式下，经商者的介入，无疑促进了威宁本土与外界的物资集散和信息流通，为当地各族人民带来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加速了威宁各族人民商品意识的觉醒，进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多元发展，且回族的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增加了地方文化的多元与丰富。

苗族勤劳智慧的品质和顽强奋勇的精神，使得威宁在发展过程中增加了强劲的建设力量，同时其纯朴的民风和助人为乐的个性，更是推动了威宁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总体上，威宁各族人民主观上为自己的权益谋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为整个生存区域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某一民族权益的巩固和发展，均必须建立在整个民族共生空间的协调发展之上，和则共存共荣，离则肢解溃败，因此，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兼顾民族个性与地方共性的统一，地域性凝聚了民族性，孕育了民族关系的内在协调性。

威宁自治县自然生态环境独具特色。首先，威宁自治县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海拔最高的县，且辖区土地切割严重，最低海拔云贵桥头1200米，最高海拔观风海平箐梁子2879.6米，在2200米的高地上呈现出沟壑纵横、山高路陡、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气候风貌；其次，威宁大部分地界与云南省以河流峡谷相隔，修路架桥难度极大，至今犹存的连通云贵高原的古驿道在威宁金斗乡悬崖凿壁而修，足可以感触交通之艰险，威宁距周边城市距离较远，均在70公里以上，且周边地区多是欠发达地区，对威宁的辐射带动作用自然就不明显，相反形成了威宁与外界直接流通的“包围圈”；第三，威宁国土面积6298.73平方公里，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县，2013年年末总人口为1454357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5.9%，是贵州的人口大县，但因地势落差和切割严重，辖区居民点自然分划为若干个独立单元，土地贫瘠，广种薄收，至今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城镇化率仅为31.89%，尚未形成连片聚居的格局，各民族仍然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征。

综合分析威宁的自然生态环境，威宁各族人民的基本生计方式以山地耕牧型为主，辖区内部居民点的单元划分，有利于保存各民族的文化个性，但整个县域与外界的封闭格局，又增强了辖区不同民族的共同内聚性，人总是生活在信息流之中，必需交流和沟通，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了他们与县域外界的交流，却迫使他们加强了辖区内部的交流，或是生产技能方面、或是文化艺术方面、或是宗教信仰方面，出现了同一生产技术的普遍掌握、同一民间文化的普遍接纳、同一宗教的大范围信仰、同一发展平台的共同利用等文化事项，互相借用、互相涵化，共同变迁，酿就了共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选择，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了共识，为和谐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意识基础。

威宁自治县有彝族、回族、苗族三个自治民族，另有一个布依族民族乡，是贵州省唯一由三个自治民族组成的民族自治地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其特殊性。辖区各民族在此和谐相处，并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增速，使威宁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顺利推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政策密不可分的。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1954年成立以来，就享受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惠泽。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2年颁布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均对民族地方的民族关系进行了阐释和强调，并指明了实现民族关系和谐的有效途径。威宁自治县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实现了稳步发展，民族关系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良性互动、和谐发展，从下表可以管窥威宁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逐年推进的情况：

根据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各民族不仅具有其标志性特征，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是多元的，而且也具有共性，即在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共性，是一体的，个性丰富了共性，“多元”丰富了“一体”的内涵，“一体”保障了“多元”的繁衍空间和土壤，汇集并壮大了多元的文化张力，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得以长足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蕴含了这一原理，对民族地方因地制宜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而在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过程中，紧紧围绕着民族的利益、权利和发展问题开展工作。

威宁自治县历届党委、政府在上级的领导下扎实有效地开展了民族工作，充分保障并发展着辖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如在村以上干部队伍中根据民族比例调配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中选配相当名额的代表；针对不同的民族聚居区制定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措施，2012年至今开展了县、乡、村和部门参与式扶贫发展规划677个，全县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73.3万人下降到2013年的22.4万人；每年“彝族年”、苗族“花山节”、回族“开斋节”全县均放假一天，每年均开展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开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参与的文化活动，挖掘、保护、传承、开发各民族的文化等等，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以取得了丰硕成果。

威宁各民族人民的关系是和谐的，但不排除民族个别成员之间发生权益上的冲突和矛盾，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是发生在民族的个别成员之间而非发生在民族群体之间，是短暂地发生而非历史性地存在，是发生在某一具体问题上而非发生在某个领域，因此不属于民族矛盾。清康熙三年（1664年），水西安坤反清，乌撒起兵响应，属于中央政权统治阶级与地方政权领导阶层的权益分争，而不是整个民族成员的整体意志和主动行为，且起兵反清的成员和清廷兵卒也非纯是某一民族，而是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因此也不属于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体现出的是被统治阶级为了自由和权利团结一致，顽强抗争。在现实生活中，威宁各族人民在诸多领域表现出了民族关系和谐的现象，如在婚姻关系上，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通婚，彝族与回族、彝族与苗族、回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个体逐渐增加；在语言流通方面，在彝族较为集中的雪山镇、板底乡，许多汉族、苗族同胞都能使用彝语交流，在新发布依族乡，许多彝族、汉族都会说布依语，在苗族较为集中的龙街镇、大街乡，许多汉族、彝族都会说苗语，在整个威宁辖区，当地的汉语方言则是所有民族通用的交际语言；在市场经济领域，当地的农村集市成为各民族交换商品的重要场所，随行就市，自由买卖，互通有无、互济余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着威宁各族人民的前进方向。总之，威宁自治县各族人民正在“两个共同”的方针指导下谋求新发展、建设新农村、共圆中国梦。

威宁自治县的民族关系是和谐的，这种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其社会历史的渊源，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模塑，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惠泽，探析威宁自治县民族关系的和谐要素，有助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1]作者简介：穆春林(1976—)，男，彝族，迤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29.

4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5—12.

 

［9］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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