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07

本报记者　李玉荣　叶启伟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在威宁时，不知道家乡有多好，出来多年，走了很多地方之后，才发现家乡有多好，草海有多美！”这是离乡奋斗多年后的仇学明最朴实、也最真情的表白。

　　仇学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医院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至今已离开家乡30年。

 

 

　　“我真的差点就是一个文盲。”仇学明说。

　　1966年10月，生于威宁县城关镇的仇学明，在1971年，因为父亲遭受冤案，全家被遣送下乡，从城里搬到了盐仓区盐仓公社松海大队第四生产队“劳动改造”。

　　从城里到乡下，对一家人带来的影响，是三言两句说不清的。然而让仇学明感到庆幸的是，这里有一所小学—松海小学，小学里只有一名老师—邓兴林，只有一个年级—二年级，有十几个学生。仇学明兄弟姐妹五人中，哥哥、姐姐都只好上这个年级。“学明和弟弟虽还没到上学年龄，可是将来如何上学，不能一下就上三年级、四年级吧？”仇学明的父母很是发愁。

　　然而，幸运的是，很快学校新来了一个叫邓广权的年轻老师，紧接着又来了邓兴广、蔡定国、燕永珍好几个老师。老师们走村串户，每天晚上都到农民家去动员适龄儿童上学，他们的到来，使学校增添了无限活力。

　　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松海小学迅速发展状大起来了，有了100多个学生，各个年级都有。仇学明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学的。“在文革期间，松海小学‘逆潮流’而发展起来，是个奇迹。我在松海小学最辉煌的时期，接受到了正规教育，没有辍学。”许多年之后，仇学明回忆说。  

　　如今，尽管过去了许多年，松海小学的这段时光，依旧让仇学明十分难忘。特别是邓广权老师，给幼小的仇学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老师，他虽是一个农村人，但却是一副城里人的打扮，他追求时尚，有一块手表，有一个电唱机能收音、能放唱片，村子里的新闻都从那个电唱机里来的，很多动听的歌曲都是从那个电唱机里唱出来的。邓老师很有热情和激情，热爱文艺，会识简谱、会唱歌、会吹笛子。”许多年之后，仇学明依旧记忆清晰。

　　1979年，仇学明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他们全家离开松海大队第四生产队回到了城里。

　　那些年，县城里有300多家人被遣送下乡，后来全都回到了城里，但只有几家人的孩子在乡下上过学。“我很庆幸，在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能有一所小学供我上学，有那么几个老师教我，教育我，我才有今天，我才不是一个文盲。可惜，我们家离开后，松海小学渐渐萧条了，最终没有了。仿佛那所小学是专门为我们兄弟姐妹而存在的。”仇学明回忆松海小学时，心里仍有一份沉甸甸的感情。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其时，尽管大队里有学校，那个年代，我父母也可以不让我们上学。”仇学明说。

　　在仇学明的记忆中，那时，全国都在揭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出上学有什么用，城里的孩子停课闹革命，农村的孩子很多都不上学。仇学明兄弟姐妹多，父母又不擅干农活，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活，仇学明和兄弟姐妹，特别是十多岁的哥哥姐姐本可以去干农活、挣工分的，但父母坚持让他们上学。“后来我问过母亲，难道您知道后来会恢复高考？母亲说，我只想让你们当个识文断字的农民，不是个文盲就行了。感谢伟大的母亲。”至今想起母亲来，仇学明觉得母亲真的很伟大。

　　说到母亲，仇学明终身难忘的是那一顿揍。儿时的仇学明经常旷课。那时都说读书无用，老师也不怎么管，旷课的孩子很多，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反正家长也不怎么重视教育。仇学明总是一到上学时，就背起书包满山遍野去玩。有一天，母亲从教室的窗户外往里看，没看到仇学明的身影，母亲很是气愤，一路找到山上，抓住了仇学明，狠狠地揍了一顿。从此，仇学明再也不敢逃课了。（下转三版）　
●“情满威宁——自治县建县60周年知名人士访谈录”系列报道之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