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3

罗勇




（李玉荣　摄）

　　认识金超四五年了。四五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都时过境迁，呱呱坠地的婴儿已经蹦蹦跳跳上幼儿园大班，相恋的情人反目成仇后正准备筹划离婚重新组合家庭，政府换届，贪官下台，物价上涨，油价暴跌。许多人死去，许多人诞生，许多幸福的人坠入悲苦的深渊，许多悲苦的人跃进幸福的天堂。而我和金超，似乎一直没变，独守一隅，扛着文学的旗帜，孤独地站在自己的精神领地，摇旗呐喊，为文学悲喜交加。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瘦，我还是那么不胖不瘦，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四五年风起云涌的变迁中，我和金超的友谊不仅没有变，好像还与日俱增了，大有固如金汤的趋势。有时候我这样想，这要是爱情该有多好！

　　金超行伍出身，在部队呆了很多年，但他身上没有明显的军人气息，如果不熟悉他的人，根本不会把他和军人联系起来。金超太文了，太雅了，太瘦了，和我们印象里孔武有力的军人毫不相干。交往久了，他的军人本色才慢慢显露，正直淳朴，嫉恶如仇，胸怀坦荡，敢作敢当。

　　“金超是个好人！”我无数次在别人面前这样评价金超。当然，用“好”“坏”来评判一个人很小儿科，有弱智之嫌，会让聪明人笑掉大牙。人性和生活的深邃广阔，远非“好”“坏”所能覆盖囊括。但是，看过太多冠冕堂皇的作奸犯科和温情脉脉的尔虞我诈之后，我相信，在人群中，在人心里，肯定只存在两个极点：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我们游离于两极之间的广大区域，感受着善恶之战的激烈和混乱，这混乱构成我们的现实生活，洪流一般，裹挟着每一个人。这混乱铸造了我对人对事的评价体系，尽管这体系简单到只有“好”“坏”两个字，我悲哀的发现，用够得上“好”来评价的人和事依然凤毛麟角，金超是难得的其中之一。

　　金超的好，好在文雅，好在对文学的执着坚守。金超是个真正的读书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像我这种不爱读书的人，常常在他面前自惭形秽。军人给人的感觉是勇武豪放，口无遮拦，他给人的却是文雅细腻、口吐莲花的印象。金超甚至不会说流话，即便在可以放纵的极小极小的圈子里，即便酩酊大醉可以放浪形骸的时刻，他仍旧绣口常开，端庄文雅。这么多年来，我唯一听他说过一句：“算个球，夫复何求!”让我大为惊讶，如此文雅的流话，我大开眼界。足以证明，金超的文雅，并非故弄玄虚的表演，知识学养的积淀，溶入了他的血液和灵魂，文雅如同他的四肢，已经成为他身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金超是拿文学当信仰的人，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文学始终是照亮他前行的灯塔，涤荡心灵的圣泉，喜怒哀乐都在字里行间。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如此执著的坚守让人动容，这是我将他归为好人的原因之一。

　　金超的好，好在人品和文品。瘦削的金超——我现在终于明白，金超和瘦削是如此的和谐统一，不瘦非金超，他不能是肥胖的、健壮的、食欲旺盛的，他必须瘦削、冷静、镇定、淡然，以至于多少有些冷峻，棱角分明。他坚强地忍耐着，保持清醒，用狐疑、峭刻、专注、精确的目光打量自身，打量世界，注视人世间的万物，像枪手或者医生，然而又不像枪手或医生那样冷漠地快刀斩乱麻，他似乎不愿将他目力所及的真实原原本本诉诸笔端，他让他的文字带上了他的体温，他的爱，他认知世界里的美。他努力尝试用文字传递温暖、爱和美。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文品和人品在相互交融中淬炼，升华。

　　金超的好，好在对文学的用心和刻苦。不声不响的金超，这些年来写下了不少文字，收录进本集子的共50篇10余万字，这还不是他的全部作品。细读这些文字，不难看出他的用心和刻苦。缺乏军人外在形象的金超，只有在他的文字世界里，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军人，甚至是一呼百应的将领，文字的千军万马，无边无际地簇拥他的麾下，他站在队伍的最前端，气定神闲，思接千载，神游八极，指挥他的文字擂鼓呐喊，奋勇冲锋，攻城略地。他的手一挥，漫山遍野都是他的士兵，他带领他的队伍纵横决荡，快意驰骋。

　　农历2014年，属于金超的幸运年。这一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然后着手整理出版个人散文集。这两件事，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意义和结婚生子一样重大，是对他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嘉许和总结。作为朋友，我们当额手称庆，合十祝福。

　　我想，威宁这片土地上所有信仰文学和挚爱写作的人，应该都不甘愿止步于“威宁作家”或“贵州作家”，“彝族作家”或“回族作家”的境地里。地域和身份的特定称谓，其实更多的是挑明我们自身的局限，是画地为牢的禁锢。作家就是纯粹的作家，靠作品说话，不应该被作品之外的人为标准界定、分类、打上标签。作家前面的身份定语，不是我们的高度，而是我们的低度。我热切地期盼金超以及手中还握着笔的“我们”携手并进，放远目光，冲破束缚我们的桎梏，迈开坚定的步伐，走的更远，更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届高级研讨班（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