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03

　　1974年9月1日我第二次进小学。在我的记忆中，我1972年就进过一次小学，当时我不足7岁，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文革最后的几年，当时教育部门要求普及小学，凡是适龄儿童（有的已经是青年）都要求一边帮生产队挣工分，一边到学校读书。我们班年龄大的已经有十五岁，我在班上，用现在的威宁话来说，小得可爱。遇到下大雨，还要年龄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背着上学放学，现在回想起来，又幸福，又惭愧。前不久回到老家，我的同学居然有六十岁的了，他们的孙子都大学毕业，我们一起约着去看还健在的小学启蒙老师们。

　　我的启蒙老师叫曹英才和施绍军，是六十年代的初师生，他们现在年近八十，两鬓斑白。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就是在他手上报的名。他是民办教师，个子高大，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当时的读书报名程序很简单，本大队上学的学生带个信或者生产队长在喇叭里通知，第二天就可以去上学，当时想起来也没觉得有多好或多么让人兴奋，反正跨上妈妈缝制的她亲手织的麻布书包，交给老师学费、书费一共五毛钱后，就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了。学校里一共有三名老师，全是民办老师；有三个教室，有五个年级。一年级、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四年级一个教室，五年级面临升学（当时小学只读五年）单独一个教室。三个老师分别负责三个教室中的两个或五年级学生所有的教学课程。上课很有意思，我上的一年级和三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坐在教室的南北两侧，一个年级两列，两个年级间隔的空稍微大一点，这样就开始了学生们的学习生活。老师讲课时是这样的：“一年级”，老师一叫，一年级的所有同学都举起手，老师然后说“放下手”，然后开始给一年级的同学讲课，三年级的同学很自觉的看书上自习。大约等讲到一节课的一半时间，再让一年级的同学上自习，给三年级的同学讲，一天上午三节课下午二节课，上午九点上课，十一点半放学，下午两点半上课，四点放学，都是如此。后来上专业学校后才知道这种教学的组织形式叫复式班。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好处是在上一年级的时候顺便也记住了三年级课本中的一些知识。那时对老师崇拜至极觉得老师简直是神，无所不能。现在想一想那时的老师真了不起，一天五节课，两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老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并且教的成绩很好，每回考试我们班级都是全公社前两名。我从事过教师职业，教一个班的周课时数还比不上那时老师三天的工作量，有时还不知足，觉得自己多累似的，惭愧啊。那时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甚至会打学生，现在叫体罚，可老师是真正的对学生负责，学生和家长都从内心里感激尊重老师，“孩子不听话你给我拿细条子抽他几下，我不会怪你，还要感谢你”，我常听到家长们这么说。学生对老师首先是尊重，然后才是怕。老师对学生也是真好，记得有一次放暑假作业没做完，就谎称走亲戚请假一天，抓紧时间在家熬夜补作业，到学校后老师找我谈心，像对待孩子似的把我揽在怀里给我做工作讲道理，那时我真是感到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记忆最深的还有1976年9月18日曹老师带领我们排队去公社悼念毛主席：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逝世。9月18日全中国举行追悼会。毛主席的追悼会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镇、公社作为“分会场”，先收听北京的现场实况广播，之后举行追悼会。由于我们还小，不知大人们为什么哭得这样心伤，只听到公社的主持人说“默哀！”许多干部群众泪如雨下，有的躺在地下哭得昏了过去。只听到：“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走了国家怎么办啊……”会场哭声此起彼伏。学校的学生与全体悼念人员一起随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遗像三鞠躬。

　　我的启蒙老师曹英才老师，教我们语文。对我的影响终身难忘，他经常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努力，努力地“夺红旗”。老师经常讲故事引导我们，熏陶我们，这对我后来喜欢文学的影响很大，之所以我今天能从事与文化有关的职业，离不开启蒙老师的启迪和关怀。在我记忆的心屏上：1979年，我小学毕业，升入离家十五公里的中学读书，老师把通知书送到家里，我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父母认为，家里有了文化人，在农村，过去，读过“高小”就算得上“先生”了。父母握着老师的手连说谢谢。记得在那“农业学大寨”政治挂帅的七十年代，曹老师、后来是刘选福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那时演短剧时经常扛着红樱枪，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每个生产队表演《红星照我去战斗》。

　　我小学毕业后到了中学读书，曹老师又接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后来我参加了工作，1992年才听说曹老师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曹老师喜欢喝酒，那时我们大队的代销店就在我们和平队，给老师买酒就成了我的兼职。记得有一次参加小学的校地劳动，我们几个小伙伴把给老师买的酒挂在锄头把上，一不小心给摔碎了，那一次，我们几个都被老师罚了站。那时，家里很穷，半把年不见油星，印象最深的就是喜欢帮老师做事，做事时即使老师给颗糖果，或是喊了吃剩下的一丁点面条，到仿佛是最大的恩惠和幸福。我的印象记得还有老师教我们写批判稿。由于我外婆家成分不好，每每开批斗会时，成分不好的人是不准入会场的，我母亲就被经常“请”出会场。那时我很小，什么也不懂，不懂阶级斗争对母亲的伤害。就随老师同学批斗地、富、反、坏、右。那时写文章大概就是：开头“形势一片大好”，中间“空洞唱高调”，结尾“来把决心表。” 

　　工作后见到曹老师是在1986年冬天，我永远记得老师给我说的那句话：“好好工作，一定要争名誉！”后来，我在乡下工作了六年就调到城里，直到今天忙里偷闲回老家，才一起去看看我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