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16

　　而曹永的长篇小说《离磬》，便是致力于“揭示人物命运，凸显个体生命在大时代下的抉择和走向”。小说依据的时代背景，是清朝咸丰年间，发生在西南边地的苗民起义。小说讲述了起义军首领陶新春以猪拱箐为据点，与清军展开抗衡，最终被残酷镇压的历史故事。小说描绘了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下一群人物的悲剧命运。借助历史，曹永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如起义军首领陶新春、陶三春、何五斤、姬斋、王仙姑、熊草果、项清秀，以及清军将领李远衡、顾昆阳等人。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曹永试图在小说中为这些消逝在历史烽烟深处的人物“树碑立传”，当他在书写着每一个人物的生命走向的时候，也在着力刻写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这样的时候，历史仅仅是作为一个道具出现，我们应正视的，是道具背后的有情人生。小说的内容虽然是指向过去，但小说所引申出来的丰厚意蕴，却有着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判断。可以说，借助文字，曹永伸张了自己内心的精神愿望，也表达了他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与质疑。而这一切，应归结于作家对于生命存在的追问，同时也揭示出了人类在面对现实、面对世界乃至面对宇宙时的一种无力把握、悲喜交加的命运感。其间，我们能听到逝去的风声从历史的地表中传来的悲鸣与哀嚎，我们能感受到人类面对未知命运时表现出的空茫与焦虑，我们也能够触摸到这些历史人物的脉搏和心跳。

　　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离磬》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作家在揭示人物的命运时，其看法不囿于现成的历史，或者说不囿于现成的历史评述。对于农民起义，历史学家往往以道德作为准绳，赋予了起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对于农民起义，即便有诸多的弊端，大多数历史学家总是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不难看出，如果囿于现成的历史，曹永明确地把小说的思想立场的重心偏向于起义军一方，那么无论其小说的技巧有多么纯熟，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起义是社会进步的“瓶颈”。虽然农民起义是手无寸铁的无势群体或弱势群体（被压迫者）向强势群体（压迫者）以暴力的形式实施的自卫反击。这种通过以恶抗恶的手段反抗压迫、反抗专制的选择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也是最应该得到怜悯、同情与支持的。当起义开始的时候，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争取自由、独立、生存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是合理的、是正义的，也是最没有争议的。随着运动的蓬勃兴起，起义军往往被少数野心家所操纵，以嗜杀为目的，进而陷入一场集体意义的狂欢。之后，起义的目的便开始与民众的初衷背道而驰。情况往往是这样，起义才刚刚成功，人们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座次表”。这其实是进行新一轮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重组，而起义军的领袖则往往蜕化为新的“独裁者”。譬如小说中写到棒客杨宗和起义军头领何五斤在一次酒醉之后的对话：

　　……杨宗说，都说同衣食，共甘苦，我们整天忙碌，苦如牛马，贱如猪狗，陶王何曾受过这苦累？何五斤警惕地环顾四周，说赶紧喝酒。杨宗恨恨地说，你莫阻止，有些话憋在心里难受。何五斤站起来说，要是吃饱，我们就回去睡觉。杨宗说，我今天非要把话说完，听说几个头领到处寻找漂亮姑娘，看上就设法弄回营地，我做棒客多年，从没这样乱来。何五斤神色惊恐，说岂能听信谣言。

　　杨宗说，他们自称各族平等，营地却分得非常清楚，各大头领居住在半山上的内营也就不去说了，凭啥苗民也统统住在上面？何五斤说，各族杂居，容易惹出事端。杨宗激愤地说，刚开始就弄成这样，纵使夺得万里河山，怕是也会搅乱。何五斤压低嗓音道，都说陶王是大耳朵神仙转世，所有违逆的话都会传进他的耳朵，你莫非不想活了？杨宗喷着酒气说，我从不相信他是神仙，陶王明明在山上布满明探暗哨。何五斤说，与其听你胡言乱语，倒不如回去睡觉……

　　就因为说了这样一番“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天早上，杨宗便被陶王的亲兵抓了起来，活活的烫死在木柱上。这里描述的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动物庄园”，起义之前的那些美好的承诺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夯实专制制度的严刑峻法。在这里，连最基本的表达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民众又一次陷入恐慌之中。（小说中进一步写到杨宗的死，让起义军头领何五斤陷入莫名的惊恐之中。）由此观之，尽管很多的历史学家一再夸大农民起义对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但一个血写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大都是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之辈，其暴戾与残忍更令人发指。实际上，他们靠“义”字为纽带维系起来的政权无非是更进一步的夯实了专制制度的基础。而“英雄好汉”们在“快意恩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施暴的快感，获得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自足，这是对现实世界丧失了希望之后的疯狂报复。简言之，农民起义并没有推动时代的车轮向前发展，即便是走两步退一步的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是将新生的、有创造力的事物谋杀在历史的暗夜之中。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但其悲剧命运在起义之前就已经注定，因此，过于夸大农民起义对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其实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历史观，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民众不过是一次次起义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所谓的草莽英雄无非是嗜血的怪物，农民起义让历史一次次地陷入了以暴易暴的循环周期。

　　故而，对于陶新春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曹永是冷静的，也是理性的，他并没有在小说中从正面对其进行道义上的支持。事实上，他仅仅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进行客观的叙述和审视。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这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命缺乏基本的同情和悲悯，恰恰相反，曹永在内心深处是很愿意与这群受苦受难的民众站在一起的。但他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了他在对起义军哀其不幸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恶行的批判。而对待镇压起义军的清廷将领（如李远衡、顾昆阳等人），他又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在里面，这就使得他的小说不是对于现成的历史进行机械的解读。其间，没有作单纯的控诉和宣泄，而是向人们昭示了隐藏在人性之中的某种高尚、某种良善。换言之，曹永并不是对现成历史作简单的注解，而是表明了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作用在小说中，就表现为不单独的依靠图解现成的历史去塑造人物，而是试图走近历史人物的内心，去感受他们内心的煎熬，去体会他们内心的孤独，甚至去经受他们的命运。这样的“小说史观”，其实是以一种崭新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还原了历史帷幕背后那些被妖魔化或被神圣化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形象，不再是被抽象化了的，不再像纪念碑一样的冰冷，而是浸透着普通人的欢笑与泪水，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有着正常的体验和感受。在《离磬》一书中，曹永正是以这样的“小说史观”，剥离了历史的脸谱，才让我们再一次触摸到这些逝去的人物的鲜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