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苞谷饭
作者：张荣怀 时间：2012-07-24 阅读：360
我的老家地处黔西北的牛栏江边，莽莽群山高低起伏，整个沿牛栏江一线，山高坡陡，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改革开放前，能够填得饱肚子是父老乡亲们的奢望。由于耕地大多为旱地，苞谷(玉米)是这里主要的粮食作物，苞谷饭就成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主食。
老家的贫穷是根深蒂固的，小时候，父亲常常颇为羡慕地给我们讲起解放前牛棚子赫赫有名的大土目“牛棚子家”，据说牛棚子家有土地千顷，钱财万贯，奴仆成群，官太太们出门坐滑杆，顿顿饭都是“蒸腊肉、大米饭”。父亲的叙述，常常让我们口水直流，在我的想象中，这土目家的生活与我们自家的生活相比，应该是“天上人间”了。
对于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来说，苞谷饭留在记忆中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应该说，我是吃苞谷饭长大的，但就城里人认为的“粗粮”，我也没吃饱过。留在记忆深处的味道，是今天的山珍海味也无法比拟的。我出生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听父亲说，当时“文化大革命”也波及边远的农村，牛栏江边的公社、大队“文化大革命”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物资匮乏，到供销社买什么都要票，常年很少沾油腥味。生活单调得可怕，除了过年时吃上一两顿米饭外，其余全是苞谷饭酸菜红豆汤，吃得人面黄肌瘦。那时候，过年，就成了一进腊月的期望，期望的就是吃上一顿饱饭、大米饭。上小学后，我们三三两两的同学，打着光脚板(那时穷，很少有小孩穿鞋)去上学。用毛巾折叠做成的书包里，母亲总是用苞谷饭捏成一个鹅蛋型的饭团放在里面，这就是一天最好的午餐了，比起今天读书全免费、中午还要供应中餐的同学们来说，又是一个“天上人间”了。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到处满目疮痍，国家百废待兴，老家所种的包谷不能满足本队的需要，还要到其他宽裕一点的公社、生产队去借。估计那时全国的农业生产也不理想，商店里连饼干都是奢侈品。我们家仍然吃苞谷饭。到了一九七八年初，粮站仓库供应一种“黄马牙”包谷，听说是从美国进口的，地地道道的进口货。但是，美国离我们多远，老家的父老乡亲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是说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来，真是“豆腐盘成肉价钱”啊!美国包谷色泽金黄、粒大饱满，比本地包谷抢眼多了。只可惜中看不中用，做成苞谷饭塞到嘴里没滋淡味，就像“干灰灰”一样，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是储藏时间太长的缘故。好在时间不长，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形势很快好起来了，市面上物资逐渐丰盈，仓库里除了有面条供应，也有人们心中的奢侈品——大米供应了。
改革开放以后，生活的改善真可以说一日千里。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苞谷饭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大白米饭。家里的石磨也被闲置，取而代之的是磨面机，包谷已成为饲料。偶尔才做一顿苞谷饭，觉得很麻烦、很费力。参加工作后，大概有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吃上苞谷饭。在我记忆里，那是过去贫困生活的标记，我不想再提起。解放前牛棚子土目家“大米饭、蒸腊肉”的生活如今已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内容，父亲有时会向我们感慨：大地主过的日子也不过如此，我们听了都笑。
原以为苞谷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世事的变迁往往出乎意料，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又开始怀念起过去的苞谷饭来，觉得它是真正原生态、绿色农产品，营养丰富又无污染。一次，朋友聚餐，选在一家有荞饭、苞谷饭的餐馆，那顿饱餐，让我找到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老家的苞谷饭。
现在，县城的特色餐馆，都推出具有环保、绿色无污染的威宁特色荞饭、苞谷饭，让人们吃后赞不绝口。餐馆的老板告诉我，做苞谷饭比较麻烦，技术不到家还真就做不好，来餐馆吃苞谷饭的客人只是偶尔吃一两顿，不是天天吃。餐馆老板还说，来这里吃苞谷饭的客人只是把吃苞谷饭作为生活的调剂，要是天天吃苞谷饭那不就回到过去了?谁受得了?
如今，县城的三百六十行，悄然多出几个新的行业：磨包谷面，卖苞谷饭。每到吃饭时间，就有小贩推着苞谷饭沿街叫卖，买的人不少，生意不赖。
从朋友聚餐吃到苞谷饭后，渐渐地，我又喜欢上了吃苞谷饭，但总是吃不了老家那“香香甜甜的苞谷饭”的味道，这真是咄咄怪事，这味道怎么会不同呢?思前想后，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缘故：苞谷饭一直都是那个味道的，它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是餐桌上的菜，已经从过去的清汤寡水变成了现在的时令丰盛。所谓“饭菜、饭菜”，饭和菜是连在一起的，“菜”的内容变化大了，连“饭”的味道也跟着变，但不管怎么变，总是变得越来越营养、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可口，而支撑这一切“变化”的，是我们国家大繁荣、大发展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