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烤茶”
作者：黄先荣 时间：2012-08-17 阅读：408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命题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让我疑惑不解，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
我曾随同一支文化考察团队，从昆明出发，沿着滇缅公路，过怒江、翻越高黎贡山，直达缅甸边境的瑞丽；然后返回昆明，经曲靖而入蜀中重镇宜宾、成都。有人说，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其实，这只是丝路的陆路。
另外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的海路，是从广州等几个口岸进入太平洋，绕道马六甲海峡，再进入印度洋，从而拐入南亚诸国与古罗马的。这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因为要漂洋过海，而且路程比前一条陆地型的丝路多了3000多公里，显然，若以经济利益着眼，从蜀中经贵州威宁入滇，抵缅甸、印度、西亚诸国的古道，是商家便捷而合理的首选。可是，陆路却没有海路那样被更多的人记起！
我两次走过黄沙滚滚渺无人烟的戈壁，直抵新疆喀什，那才是正统的“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只是它的“复制品”，这条正统丝路太艰辛了，与蜀郡入滇的丝路相比较，后者更为人性更为安全得多。可是，前者为何反而成为“正宗”？
这三条丝路，从经济的角度上计较，最正宗的当是南方陆路，可偏偏让国人对丝绸之路的记忆变为：是正统的丝路>海路的丝路>陆路的丝路！
为什么在古人的认知里，往往重于艰险，而忽视轻便？是边塞诗人沉雄的吟哦，唤起了我们这个民族心灵中的那一份英雄情结？还是名人诗家很少顾及的西南一隅在历史钩沉中淹没了古道黄尘？这是我多年来不解的疑问。
也许，换一个角度，从茶道、茶商、茶的历史中去盘询和叩问这份宏大事件中的疑窦，即使不能解结，也还可以徐徐拉开历史帷幕的一角，给我们一个重新张望的惊喜。
这样，我们上路了，来到了陆路“南方丝绸之路”上贵州的节点——威宁。
古道问茶
交通，一直是制约着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每一任书记、省长都曾为贵州的“跬步者山”而努力开拓，力图让内陆穷省的贵州通江达海。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从贵阳到威宁的路不仅要绕道安顺、六盘水，而且没有大半天时间根本无法企及这一目标。
其实，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早已对贵州的筑路有了深谋远虑的实践，“五尺道”成为统一中国的始皇帝管理黔首的“高速公路”。这条起于四川宜宾，由云南盐津、昭通入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曲靖的“官道”，使封闭的贵州有了第一条联系中原的纽带。五尺道的中段主要在黔西北毕节、威宁一带，这或许可以打开“南方丝绸之路”疑案中的一些破碎印象。
五尺道是我国大西南最早的国际通道，使节往来，军队换防，都要经过此道。因而，首次开发贵州西北之功，还得归于秦始皇他老人家。
第二位对西南拓展有功之君是汉武帝。
经过汉初约70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府库充实，国力强盛，于是在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的同时，积极开发大西南。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任命年富力强的鄱阳令唐蒙为郎中将，他出使南越时，了解到夜郎位于南越西北的牂牁江上游，沿水道可直通南越统治中心番禺（今广州）。又听说夜郎有“精兵十万”，可采取“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直取番禺的“制越”计划。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令唐蒙以郎中将身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即随从者千人，运送粮食、辎重者达万余人，自僰道来到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唐蒙“厚赐，喻以威德”，双方达成协议，“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且兰等，“皆贪汉缯帛，且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均相率表示归附。此间，唐蒙在五尺道基础上，又开辟“南夷道”，使威宁的交通尤加发达。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牂牁郡后，为保障官兵的粮饷供应，汉王朝采取了“募豪民，田南夷”的措施，从今四川西南一带将一批豪族地主连同其依附农民一起，迁徙到今滇、黔含毕节、威宁地区进行垦殖。大批移民的迁入，不但给夜郎和乌撒乌蒙地区带来了封建经济的影响，而且增加了劳动人手，并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贵州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威宁古称“乌撒”，据查，最早出现这一名称是北宋，为“乌撒部”。1276年元代在此设立“乌撒路”，后改为“乌撒军民宣抚司”，并升乌撒乌蒙宣慰司，隶云南省。明洪武帝命颖川侯为征南将军，嘱他“兵趋乌撒”直捣云南，从这时起威宁古城始建，置乌撒卫指挥使司。其后，设乌撒土府，隶云南布政司。直到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即贵州建省的次年，乌撒改隶贵州都司，从此成为黔之西北重镇。
这一长段有“乌撒”二字的历史，从北宋起算至今，应该有千年之久。后经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吴三桂平定水西和乌撒，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府”即今之地师级单位，威宁的地位还是蛮高的。威宁从远古到现代，一直处于川、滇、黔的重要战略之地，历史悠久，开发较早，但大批移民进入前，首先进入这块地盘的彝族又是善于开疆拓土的民族。彝族变人戏《撮泰吉》直今流传即是证明。
谈到彝族，必然想到奢香，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5年），奢香此时已继承霭翠职权，进京御告贵州都督马晔获胜，并借机奏朱元璋：“贵州东北闻道可入蜀，梗塞之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回水西后，立即组织力量，“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在奢香主持下，开通了贯穿贵州东西以及进滇入川的道路。奢香驿道在威宁境内自东北起石口子、五里坡、四铺、顿子口、二铺、李家、杨关、威宁县城、草海桥、张关口、望城坡、飞来石、大坪子、红石岩、黑泥坡、杨桥湾、水石坡、可渡河，西南入宣威境界，约125公里。（《高原明珠》，贵州人民出版社）
明代古驿道修通后，使威宁人民受益经明、清，直到民国初期三个时代，威宁曾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政治上几度设府设州，军事上曾设过贵西道。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乌撒女土府实卜曾组织700多人进京朝见朱元璋，并多次向中央王朝进贡方物，土府何能曾派子弟到京城国子监读书，在威宁几度设立儒学。县城商店林立，是川滇商人必经之地。每天成百上千的马帮在城内歇息。本地的马匹、铅锌、铜器、火腿，外地的川盐、茶叶、布匹、纱绽，种种商品物资在此集散。城区范围很大，至今还有痕迹的分行业分职能的街道及店铺证明了通路后的繁荣。
此时的威宁虽然产茶，因为批量小，主要在民间自产自销，没有形成市场。正是这种自然经济的催生，彝族人民的“罐罐茶”“炒茶”便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这为后来香炉山茶园传承乌撒先民原始的饮茶方式，在“贵州屋脊”上又创造了一个古老的茶文化品牌“乌撒烤茶”留下了伏笔。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为丝绸而筑，举凡洋人、外蕃所欠缺的而内陆又有剩余的产品，都可以从丝绸之路上大量运输。于是，茶马交易古道在这种情势下开通了。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曾发挥过独特的作用，被称为东西方经济文化沟通的桥梁。不容忽视的是，“茶叶之路”联结华夏神州与海外世界的作用，足堪与“丝绸之路”相媲美。“茶叶之路”也有海上与陆上之分，东西南北之别，几乎与国内饮茶风尚由南向北普及的同时，中国茶文化也开始了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的历史。首先是通过陆路向中亚、西亚、北方蒙古和俄国的传播，通过陆路和海路向东西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传播，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茶文化圈；继而，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时代，茶叶又远渡重洋，走向欧美各国，逐步超过丝绸等物，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大宗，进而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中国茶史》郭孟良著，山西古籍出版社）
茶市交易始于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
贡茶，也是从唐代开始兴起的掠夺地方特产以满足统治者私欲的经济政策，今天毕节市所属的金沙县成为“贡茶之乡”，其历史上限正该追溯到唐朝。由于茶叶之名贵，主产区距离京城又远，自唐代始对茶叶进行专卖，官家垄断，贡茶制度同时兴起。
宋代起，茶叶贸易与马匹贸易对接起来，北宋与辽、金分立对峙，战马十分贫乏，关乎国家安全大事，北宋政权便重视马政，这样，以绢帛、茶叶作为实物易马，便成为“双赢”的通则。但是，用绢买马亦有入不敷出之患。这种买马办法不仅不能满足宋朝对战马的需求，也不能满足西北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茶叶需求，为此调整政策，在互通有无、调济余缺的原则基础上重建易马制度便显得十分必要了。而茶叶正适应这种形势要求，不仅来源充足，而且备受西北吐蕃等族的欢迎，颇可获利，宋初就有茶商“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只有垄断西北茶利，以其所需，换其所有，才能达到保证马源、抚制诸蕃的目的，于是茶马制度便应运产生了。马出陕甘，茶出川黔，威宁又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通衢。这样，原先的“南方丝绸之路”的一大段便被利用于“茶马古道”了。
在明代，威宁还成为文人骚客的过往之所。明正德年间的诗人杨慎写过《乌撒九日》的诗，同时代的丁养活写过《乌撒卫》，万仕和写过《乌撒道中》等等，足以证明文化对威宁的重塑。
曾任云贵总督的清代学者阮元，其《由七星关入乌撒》诗说：“七星岩外七星关，几辈诗人到此间。难得知名似寒士，少经题句是边山。三春霜雪行冬令，百丈峰峦抗冷颜。留此一诗破荒寂，羌无故实向乌蛮。”此中虽有“几辈诗人到此间”的史证，但诗人也发出了威宁寒士不为世所识、奇山异水不为人所知的怜惜之意。
作为中原汉族农业区与西北少数民族游牧区经济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茶马贸易在客观上符合蕃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世代相袭，存在千年之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对于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对于加强西北边疆与内地的友好往来和经济交流，丰富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相比较而言，“丝绸之路”形成较早，先入为主，因而很早就为世界所接受和宣扬，在封建社会前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茶业的发展和饮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降，且封建国家加强茶叶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因而“茶叶之路”的形成和繁荣相对较晚，但它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乃至近代社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于茶叶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世界传播、对外贸易的发达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我的探询有了一点结果，或许是因为“茶马古道”的强势淹没了原先的“南方丝绸之路”或许是茶叶的严控比放任的丝绸更具诱惑，因而，“南方丝绸之路”中的陆路就被遮蔽了。
茶可敌国
“乌撒”这个地名虽多有所闻，却是一晃而过，真正入心的，是这次由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组织的“乌撒烤茶采风活动”。当该会副秘书长、好友沈仕卫电话上告诉我这一主题时，我甚至把“烤茶”误为“考察”。
也好，误亦为正，我却趁机对乌撒这一古称也同时进行了一次印证和考察。
彝族是最先进入乌撒的民族。彝族在旧史书被称“保倮”，汉语称为“夷人”，多少带有一些民族歧视。
彝族先民经过几个时代，发展到公元前14世纪中期，父系一世希慕遮传到其27代孙娄珠武，“珠子十二，十一河变”，有11个渡过大渡河到金沙江两岸的滇、川居住，分散为不同的古夷人。留下的一支，有30代世居于蜀，到31代笃慕俄时，因避蜀洪水，迁入云南东川，发展成为武、乍、糯、恒、布、默6部，称为“彝族六部”。其中，恒部慕雅卧部族，在昭通一带又分支，部分迁入毕节东北。布部慕克克部落，在云南宣威分支，部分进入威宁、安顺、普安等地，称为“纪俄格部”。最早者大约相当于中国历史纪年的商代，可见彝族之于威宁是最先进入的民族。（《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彝族有万物有灵和崇拜祖先的习俗，因此常有敬山、敬神、祭祖、祭天地的活动，用茶作祭品便成为时尚。民间之茶，除自饮外，大都投入此中。
由于“茶道大行”，茶利大兴，茶叶经济被纳入了封建赋税和禁榷的轨道。封建国家对茶叶这种“不可一日以无”的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经营，其初旨仅限于“充裕国用”的财政方面；后来才与军政及边防联系起来，利用西北游牧民族“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而视茶为命的生活特点，实行茶马交易，以充实军力，加强边疆统治。
这样，茶与军政、边政结合起来，成为“内光军实，外驭诸番”的“军国要务”，和国家大事。
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茶马之政，每视为“国家要务”、“西鄙重事”。为保证茶马流通无阻，互市稳定繁盛，确立和实施了一系列组织和管理制度。其中如茶叶征课、贮积和搬运、勘合贸易等，还有茶马司制度。
茶马司是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机构。宋代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专理榷茶易马之事，官品甚高。明代更加强了茶马司制度，《明史?职官志》：“茶马司，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市马之事”。
明代前期茶马比价变动比较频繁，如明洪武十五年定永宁司互市比价为：上马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这是文献记载中官定的最低价，可能是出于马源充足。不久，定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市价：一匹马给布30匹，或茶百斤。（《中国茶史》，郭孟良著，山西古籍出版社）
由此可见，茶马也成为乌蒙、乌撒一带的“国家大事”。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作一些局外人的假想：乌撒的茶于是非常珍贵，有如贵州人缺盐时代对盐的珍贵一样，民间用茶一定得分外珍惜。所以，烤茶、罐罐茶时兴起来，要象达官显贵家庭一样“冲泡而饮”就不行了，只能反复“烤”“煮”，物尽其用。
茶含国运，亦含民生。官家要控茶，老百姓要饮茶。因此，茶的革命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那里也就水到渠成。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元璋下诏“废团饼茶，改贡叶茶”。欶令天下产茶区罢造龙团，改为采茶叶，这为减轻茶农负担，促进散茶生产起到了重大的变革作用。
说来谁也不相信，除了采茶由散叶而龙团的简单变繁杂之外，古人饮茶也是“手续”繁多的，曾经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最早提倡饮茶方式从简，并且在实际操作上改革了传统的茶具和茶艺的还是明朝人，他是宁王朱权。他在《茶谱》一书中明确提出：“预故取烹茶之法，未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为云海餐霞服日之士，其乐斯事也。”朱权的“崇新改易”主要体现在对于点茶、煎汤的具体要求比起宋人繁琐的程序来更简单更容易掌握。
朱权对古人使用茶具也作了许多变革，只保留了十具，比之陆羽的“二十四器”以及宋人的茶器，大大减少了。此外，古人对于茶具多崇尚金银制品，朱权却追求自然、简朴、偏爱石、竹、椰壳等自然之物。如“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预制以斑竹紫竹，最清。”又如“茶匙要用击拂有力，古人以黄金为上，今人以银铜为之。竹者轻，预尝以椰壳为之，是佳。”（《中国茶饮》，柏凡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这种不尚雕琢、清雅自然的风格还体现在他对于茶的要求上，“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意，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他对前人煎点饼茶不以为然，认为其：“杂之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只有“味清甘而香，久而回味，能爽神者”的叶茶为最。朱权是提倡清饮的，与他追求茶的“自然之性”是相符的。这种寻“真味”、“能爽神”之茶，乌撒烤茶亦如是。
由朱权倡导的这种简略的饮茶之风，我们推想，一定对威宁彝人的“罐罐茶”是一种大的助力。《中国茶饮》一书记载，云南纳西族、普米族、彝族、苗族等，已经开始在火塘上放置小瓦罐烧烘，等到茶发出响声后并散发出茶叶的焦香味时，再加沸水以饮之。这与今日之“乌撒烤茶”无异。
此外，拉祜族也习惯烧茶饮用。烧茶即将一芽五六叶的新茶采下后，直接在明火上烘烧至焦黄，再放入茶罐内煮饮。即将小土陶罐放在火塘上烤热后，放入茶叶进行抖烤，待茶叶焦黄时，即冲入开水，茶煮好后倒入茶杯，即可饮用。如果茶汁过浓，可加入开水使之浓淡适宜。这种烤茶香气足，味道浓烈，饮后使人精神倍增。（《中国茶饮》柏凡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这样，“烤茶”便顺理成章地植根于下层民众之中，逐渐成为一种民情风俗，一种人生礼仪。
威宁县炉山镇具有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区位优势，其土壤、气候、生态环境特别适宜高原有机茶树的生长，香炉山茶园的茶树生长在青山怀抱、绿水环绕的大山之中，加之不施农药、化肥，无污染的有机茶，具有芽鲜叶绿、香气浓郁、汤色橙青、回味甘甜等特色，所出产的茶叶具有独特的品质特征。是“乌撒”当年的烤茶复制。
在此基础上，香炉山茶园挖掘总结出来了彝族生民数千年的传统烤茶习俗，使这种富有民族性、平民化的乌撒文化在当今茶艺中独树一帜，成为一绝。
2002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文化博览》丛书中，早已对彝族烤茶作出了考证，书中写道。
彝族传统的饮茶方式是用小罐烘烤茶叶饮用，叫罐罐茶或烤茶。所用的陶罐很小，直径仅约10厘米左右。
而且彝族人有“能给一罐，不给一杯”的习惯，即彝人烤茶只能各人自己烤自己的茶，即使是客人，也是每人自己单独烤一罐。茶叶烤好后，掺水熬煮，煮出来的水，芳香四溢，味道极浓，所以每次仅能斟浅浅半杯品尝，与工夫茶颇为相似。
这本权的威茶文化书籍的结论，比蔡定常老总接管香炉山茶园成立公司早了两年，更比他带领的团队在2011年研发全国独一无二的烤茶品牌——“乌撒烤茶”早了九年。据此可知，乌撒烤茶的历史与文化是靠谱的，并非空穴来风。
创新、先锋，这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本色所在，没有创新的茶企业是缺乏超前性的，没有先锋意识的企业家是缺乏前瞻性的。
一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民生；
“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是历史；
“一茶兼写心如水，勤政乘时共勖诚”（乾隆）。茶是政治；
“慧里聪明长奋跃，静中滋味自甜腴“（郑板桥）。茶是文化；
“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茶是经济，亦是军事……。
说小，小到一片一丫；说大，大到国计民生。茶可敌国，并非戏言。
国之威宁
有两句民谚，先验地定位了我们对于威宁的早期映象，遮掩了我们对于威宁的全面认识。第一句是，“黔西大定一枝花，威宁毕节苦荞粑”，第二句是我们大学毕业分配时，对毕节所辖边远贫穷县的指南： “纳（雍）威（宁）赫（章），去不得”！
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交通闭塞、信息渠道单一的时代背景下，边远的威宁的确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我曾于八十年代中期过境威宁，行车之艰涩，城镇之陋僻，人民之贫瘠，山川之沉闷，的确不敢恭维。虽然有草海的吸引，可那时，连找只船喊个船夫也颇费了些周折，不要说有人来为你主动服务了。当沈仕卫先生确定了行程的那一刻，我努力地复制着旧时的记忆，拷贝着30年前曾经的行旅，除了有一位分首40多年的老同学和两年半前从遵义调往威宁主政的老朋友需要拜访之外，已经没有了对这片土地的重访热情。
一当翻过梅花山，进入炉山镇时，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心理成见。宽广厚实的“贵州屋脊”，气势磅礴的乌蒙乌撒，香炉山千亩绿茶，衣着鲜艳的彝、回、苗各族美女在山间不辍的采撷，威宁的古老神秘和当代雄奇一齐构成一幅诗意的冲击波，让我不得不尽快修正自己固有的陈见，把眼光投向现实的威宁。
住进县城边上四星级酒店，享受着现代文明提供的一切便捷和美好，次日上午参加2012年贵州·威宁“高原明珠——草海之春”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暨中国贵州·威宁草海国际观鸟节第三届“百鸟之都·阳光威宁”大明杯全国摄影大展，威宁自治县宣传员、旅游推荐员选拔大赛颁奖暨中国贵州·威宁草海国际观鸟节第四届“百鸟之都·阳光威宁”乌撒烤茶杯全国摄影大展启动仪式，哎呀！读完由118个字组成的这个“仪式”已经够累的了，也许此地确有不少需要包容进去的大节小节和良辰美景。
其实，从坐定宽敞明亮的会展中心的那一刻起，到走出会议大厅，我的心情都深感愉悦和放松，并没有累赘的感觉。整个仪式轻松、活泼，充满了地域文化的浓郁风味，大概只有威宁才能做得出来这样的一场文化盛宴。虽然没有当今大牌明星的参与，虽然没有省市显赫的政要们的坐镇，我们却明显地感受到一份隆重而简洁的“仪式”洗礼，令人耳目一新。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对头一天举行的乌撒烤茶的烤茶王、烤茶大师的评比大赛遴选出来的茶魁们进行颁奖的时候，颁奖者不是贯常的头头脑脑，而是香炉山茶园的总经理，当他把装入信封的奖金发给一位烤茶大师的时候，此人没拿稳，5000元奖金撒落在地。他埋头拾钱，而这时整个发奖仪式已完，他立即将刚刚捡拾起来的一大摞百元大钞举过头顶，幸福立即溢满了他那高原太阳染就的黑红脸膛，引来了阵阵掌声和会心的欢呼，激励了旁边年愈古稀的“烤茶王”也把他的1万元奖金高高举起……
昔日“苦荞粑”的民族，已经嬗变为“不差钱”的人民。而这个转折变化的时间，不过就是这些年。
当我见到30年前的老朋友、今日威宁当家人时，他早已安排了一大桌美酒佳肴等候我的到来。几年不见，朋友更加干练更为豁达，在他平实幽默的谈锋里，我才进一步了解到今日威宁不仅在贵州，而且在全国有了席位：胡锦涛在贵州工作时，三次莅临威宁，2009年9月6日、7日两天，胡锦涛、温家宝、回良玉等三位政要就威宁自治县问题作出了重要批示；同年9月15日，胡锦涛、温家宝又再次指示，将威宁列为喀斯特地区扶贫开发综合治理试点县。国家层面专门成立了“威宁试点”协调小组，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等官员纷纷来到威宁，让威宁成为近年里部长们的“脚迹窝”。
朋友侃侃而谈，历数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委省市政府高度关心支持下，威宁这些年来的大发展大繁荣大跨越，经济发展进位综合测评预排名位居全省15位、全市3位，同比2009年分别上升39位和4位，同比2010年分别上升6位和1位。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两个“硬指标”，前者完成10.3亿元，同比增长60.65%，后者完成4068元，同比增长1002元。一两年之内以60%的财政增速和千多元收入净增，令人对威宁今天的地位傲岸高吟！
当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热情地向我的朋友敬酒，祝贺他在新近召开的省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和十八大代表的时候，我才突然悟到中国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原始涵义。不仅威宁这地域，连威宁之当家人，也开始进入国家层面。君不闻此兄已4次走上中央党校庄严的讲坛和香港中文大学那需要真知灼见的舞台！
在翻看“威宁自治县基本县情”中，我瞥见：威宁的物产资源是草场、草坡、林地，以及盛产马铃薯、荞麦、玉米、烤烟、芸豆、蔬菜、磨芋、苹果、黄梨、核桃、板栗等等，居然没有茶的出现。然而，几年下来，乌撒烤茶在引领黔茶文化消费中独树一帜，多次获得行业大奖，成为威宁资源出头的一匹黑马。谁也无法预知，几年之后，古道威宁、阳光威宁也会以自己有独到处，走上中国更为光鲜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