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11

朱永富

　　青年作家曹永的小说新作《花红寨》发表在《山花》2016年第11期上。旋即被《小说选刊》第12期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12期转载。《花红寨》是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既是一个具体村寨的现实主义描写，又是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寓言。

　　《花红寨》中那个与外界没有太多接触的花红寨，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先是棒客先后两次抢劫了这个寨子，并造成命案。寨民在屈辱和自保的驱使下，在首富赵福元的鼓动下，出钱出粮组织了护卫队，准备对付棒客。组织护卫队的初衷是对抗棒客，保护寨民，但是在具体的组织训练过程中，全寨人共同出资供养的护卫队，成了赵福元的私人武装，并以保护寨子的名义，向寨子里的人家强征粮食。这时候，护卫队的倡导和组织者赵福元已经开始变得和棒客性质非常接近了。寨民由遭受陌生的棒客抢劫，变成了遭受熟人赵福元的压榨。寨民敢怒不敢言，对赵福元产生了新的认识，并以泼粪、投石等弱者的方式，向赵福元泄愤。赵福元杀鸡儆猴，拿第一个支持他组织护卫队，也是第一个反抗护卫队压榨的王得冲立威。王得冲本来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是穷得老婆跟别人跑了，孩子又被棒客枪杀了，成了一个苦大仇深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赵福元打得半死之后，居然想到勾结棒客，对付赵福元。在王得冲借棒客之手攻下赵家大院之后，赵福元和他的得力干将王得猛被处以“看天”的酷刑。王得冲又过河拆桥，毒杀了所有的棒客。王得冲打扫战场，收获战利品时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感到身上的血液像煮过似的，渐渐沸腾了起来。读到王得冲的兴奋，相信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恐惧和战栗。都能预见到老实人王得冲的蜕变。在继棒客、赵福元之后，花红寨会成为平静的世外桃源吗？王得冲的兴奋，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

　　在现实主义的维度上，《花红寨》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棒客看似凶残可恨，也是搅乱花红寨这一池静水的外力，但只是像试金石一样的存在，是小说的叙事动力，并不是作者真正的着力之处。相反，那些最初作为受害者存在的花红寨民，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赵福元、王得冲、王得猛，甚至作为普通寨民的老人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性。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赵福元和王得冲。在这两个人物当中，赵福元完成了一个从受害者到压迫者，再到被消灭的全过程。他是一个标本。就是赵福元存在的完整过程，照出了王得冲的未来，也照出了花红寨的未来。恰恰是这个在权力更迭过程中屡屡受害的王得冲，凝结了小说最深的主旨。这些典型人物，正是现实社会中各色具体人物存在形态的变形和艺术化。在不长的时间内，花红寨经历了某种周期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影子。

　　《花红寨》的寓言性在于，花红寨遭遇的这种强权更替不仅仅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寨的写照，而是一种普遍人性的写照。曹永试图挖掘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残暴与极权心理。有一则寓言说，村里有一条恶龙，每年都要村民进贡财物和少女。村里有个勇敢的少年，杀死了这条恶龙。当他进入恶龙的巢，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和那些楚楚动人的少女时，他的身体渐渐起了变化，长出了恶龙的尾巴。相信在今天，这样的寓言，我们很多人都不陌生，难能可贵的是曹永用小说的形式重写了这个寓言。小说的具体描写质地优良，展现了作者敏锐细腻的生活观察能力。花红寨的强权更替，从老实巴交的王得冲入笔，娓娓道来，叙事环环相扣，逻辑令人信服，不仅有理性的逻辑，也有隐秘的感性的逻辑，展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小说使用意象和暗示，使有限的叙事敞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小说在叙述了赵福元取代棒客之后，再叙述王得冲取代赵福元，就显得画蛇添足，因此，作者含蓄地写了王得冲的生理感受，来暗示后续的发展，简洁有力，堪称豹尾。开篇，小说写了花红寨的花，着重写了映山红，漫山红彤彤的映山红红得像一摊没有边际的鲜血。这一摊没有边际的鲜血意象，其实从一开始就暗示了小说的叙事走向。

　　《花红寨》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体现了曹永出色的写作功力。这既是贵州当代文学值得骄傲的创作实绩，也是中国当代文坛令人欣喜的收获。（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