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01

　　威宁诗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禄琴、流韵和廖碧江等诗人以来，开始有了新诗创作，而且这一批诗人的写作水平给威宁诗歌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新世纪以来又以哑木、纳兰寻欢、曹臻一、苏升、苏勇、肖林、金泉等诗人为主力，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新鲜生命的加入。如潘梅、孔维越、离岸、聂俊义、姬伟等诗人的出现。威宁地处贵州西北部，气候温凉，有浓重的高原风光，在历史上，曾出现盛极一时的夜郎文化和西南文化圣地石门坎，地域文化浓郁。因此，从威宁诗歌中，我们可以探索到明显的地域文化的表现，如诗歌中不断出现的村庄、草海、高原、百草坪等地方性符号，而地域文学应该学会独立地审视地域文化，或欣赏、或批判、或扬弃、或整合，并在其中获得某种自由的表达。而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威宁还是乡土社会，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也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现代和乡土也面临着冲突和撞击，而在这种冲突中，诗人的作品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迷离和矛盾的结合。

　　作为区域性的诗歌，威宁新诗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而在当下诗歌被时代边缘的文学形式，威宁诗歌又显得更为有意味。把威宁这一区域的地理文化空间和诗人的个性充分结合，成为其诗歌写作最大的特色。诗人们在自我身份的指认和地理空间的构想中，以乡土身份自称，试图在文学版图上建构文学地图。“文学是文化地理学，是作家对一个地理文化时空的期望、设想与印象的总和”，而就在诗人乡土世界的文学地理构想中，完成了诗人的文化期待和精神需求。同样地，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诗人所构想的地理空间。“如果说文学的乡村地理世界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那么这种地理空间在被虚化或被强化的文学构想中，成为叙事主体赋予文化观念、审美理念、价值判断的‘想象性成物’”。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乡土地理的构想因诗人的文化心理需求和审美价值判断而被“虚化”或被“强化”。例如海子所构筑的乡村地理空间“麦地”就是诗人的“想象性成物”，在麦地的地理空间中包含着诗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诗人把所有关于乡土的幻想和期待融入“麦地”这一地理空间中，所以“麦地”这一地理坐标是否真实显然就不重要了。在威宁的诗歌中，诗人们无疑都在极力构建一个地理坐标，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理坐标称作“乡土”。在哑木的诗歌中，诗人致力于建构“躲雨屯”这一地理空间，“躲雨屯”是真实存在于威宁地域上的地理空间，但是在哑木诗歌中的“躲雨屯”显然不仅是中国版图上的地理。斯托洛维奇曾说：“任何一种说审美体验，任何一种审美范畴都是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哑木的躲雨屯已经超越了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一审美范畴，衍生了更广阔的审美意义。躲雨屯具有更广泛和更普遍的意义，他承载了诗人哑木的乡土情怀，甚至是代表了所有具有乡土情结的人的精神坐标，成为极具象征力的地理空间。当城市生活经验难以满足诗人的精神需求时，诗人回归乡土，构想乡土地理，满足其精神需求，地理空间的想象与虚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诗人对乡土构想。正如其《故乡辞》中写道的“这是躲雨屯，是威宁，是贵州/西北偏西，让我有着无限爱怜/又万千惆怅的地方”，躲雨屯这个地理坐标承载着的是诗人对故乡所有的情感内涵，甚至也是当下所有乡土诗人在地理构想中的复杂情感。这是所有乡土诗人的共性，也是诗人在建构文学地理坐标的过程中共同的诉求。乡土是他们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在精神地理的建构中，诗人回归了生命的现场，探知了生命存在的真谛。在以哑木为代表的威宁诗歌中，大部分诗人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对农村的人和事极为熟悉，饱含着强烈的情感意识。他们的诗歌创作从未离开乡土，有的诗人的写作甚至呈现出一种乡土理想化、农村乌托邦世界的地理学建构。诗人在地理形态上对黔西北的地理空间把故乡做地理空间上升到心灵家园，在诗人们的诗歌中，乡村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诗人的精神故乡和心灵家园。身处于城市这一境域中，乡土地理空间成为了诗人精神的想象性补偿。所以诗人地理空间的构想中试图建立起一个虚构的乡土地理空间，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中，我们可以探知诗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矛盾，而在冲突中，诗人以想象的形式自动规避到自我的世界中，完成自我生命形式的建构。而在哑木近期的诗歌中，诗人在对故土的表达中开始转向有意识的世道人心以及人性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性的世界，写作的境界也正逐渐走向更加广阔,诗人在步入诗歌成熟期之后也在不断地探索诗歌的转型，开始关注外部更为广阔的世界和人的心理状态，去探知时代之下的人性世界和生命状态。而在肖林的诗歌中，对乡土的表现，显然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诗人更多地表现了乡土的贫穷和苦难，更多地感受到乡村的人和生存的不易和艰难，而透过苦难，诗人又在建构一种新的精神关怀，其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芸芸众生，去探知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其生命的意义。如在其诗歌《宝贝，不要哭》“这是个小村落/三代人的土地/坟墓和粮食/某一天/我坐在雾茫茫的山冈/和他们一起/放牧羊群/和风声/宝贝，那时/还有什么呢/这世界/究竟还有什么呢/不哭”。

　　在威宁诗歌的另一位老将纳兰寻欢的诗歌中，诗人的写作走向了一个更为隐晦和含蓄的境地，从纳兰寻欢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的写作显然更加地具有先锋性和现代性。他擅长于摘取某一瞬间的思绪或设置某一特定的场景来表达某种长久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意识流的形式。如在诗歌《清晨》中“拉开窗帘/阳光/照拂/你的胴体/和/疲倦”，通过清晨阳光的照射这样一个场景，诗人在这一场域中透露了某种隐晦的状态的存在，表达了某种长久的深意。在纳兰寻欢的诗歌中，会发现诗人诉说的对象是其诗歌中恒久存在的一个客体，其诗歌如自我的低语，也如向情人深刻的诉说。甚至在其诗歌中，我们会发现诗人具有一种现代性的迷茫和疼痛，而这种疼痛最终使诗人选择了精神的归隐。无疑，纳兰寻欢是一位情感饱满的诗人，其诗歌中也常常充盈着某种难以抑制的情感，而诗人又极力地去压抑和节制情绪的爆发，在这种含蓄和隐晦之中，反而使诗歌走向了一种更加高明的境地。如在其《像两条河流》中“那时候的我们不在乎一切/沐浴在彼此的光辉里/不知道日后还会活着/而今夜/黑暗用你的手/捂住我的嘴”。

　　威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显然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民族的书写中，又以苏升和苏勇两兄弟最为出色。云南民族大学的高娜女士曾在其硕士论文中阐述过苏升作品中的“荞麦花”和“杜鹃花”等民族意象。而我认为苏升更像是一个民族的情人，或把彝族作为自己的情人，来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浓情蜜意”，其中也不乏对自我的深刻剖析和民族的认知。其诗歌中充满着对民族的热爱和对整个民族的书写，其更像是一个民族的歌者，而且苏升的诗歌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性格在其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其诗歌中自由、洒脱和厚重，把民族性格融于其诗歌中。正如其写道的“若有歌/且歌吧/若有酒/且醉吧/若有你/且爱吧”。而在苏勇的诗歌中，则表现出了民族文化消逝的焦虑和危机，更多了理智和批判。在苏勇的《我如何原谅父亲的癖好》中“作为彝族人的后来/除了嗜酒如命，父亲苏诺永亮/几乎丢失了彝族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在现代化冲击的当下，民族文化显然被迫退居后线，而在苏勇的诗歌中，企图重新建构民族精神与文化来获得民族的长足发展，这是民族诗歌正确的道路，而在重建的过程中，对于诗人来说是痛苦的，他们必须审视和反思民族与自我，才能重建新的民族形象。在对父亲的形象的刻画中，具有一定的俄狄浦斯情结，最终在对父亲塑造中成长起来一个新的形象，正如“我用越来越沉着且稳重且具有雄性的哭声/接纳了父亲一直以来的癖好”。

　　而在充满现代意识的曹臻一身上，诗人以极具探索意味的先锋意识进入女性的生命本体，追问女性的生存状态。曹臻一曾以《大雨》一诗红遍网络并引起学界关注，被网友戏称为“师傅体”创始人。诗人所营造的这个意境给予人无限的想象。如果从其性别意识来看，诗人似乎陷入一种困境，亟需救赎，而在其中似乎又更具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索，充满先锋意识和探索意味。所以从八十年代的女性失声状态中，女性诗歌似乎开始呼喊、开始挣脱，这是曹臻一诗歌中的诗意空间和探索意识。而在其诗歌《原来，忧伤是会让胸部变小的》则由女性这一群体回归到自我的关注，主体性更加强烈。而在威宁另一位女性诗人潘梅的诗歌中，诗人以其女性的魅力和如水的淡雅讲诉着女性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正如其诗歌中的“爱情、是个睡不醒的梦”一样，潘梅显然是极为享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的生命状态的。从中可以看出，威宁的女性写作较好地把握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她们与世界和社会的相处是和谐的，并且能在其中找到自我的定位。

　　新世纪以来的威宁新诗基于自然地理和区域文化之上成长起来，汲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发展成为多元化，个性化的区域性诗歌。在未来的诗歌道路上，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聂晰，贵州威宁人，1991年生，现为贵州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