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
作者：唐福德 时间：2012-10-07 阅读：330
红旗照相馆
□□唐福德
小学毕业时，我有了第一张照片，是在红旗照相馆照的毕业照，这是我十四岁前唯一的一张相片。之后我上初中，再之后不同阶段的相片开始多起来，但我却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过红旗照相馆一步。
国营红旗照相馆位于平街（现在的解放路）上，坐南朝北，两层砖混平房，相馆在二楼，占了整整一层，楼梯在房子外面的左边，楼上只有一道门，进了门后首先是一间宽大的摄影室，一块黑布捂着由三根木架托着的一个四方盒子，正正放在房子中间，靠东一整面墙挂两张幕布，一张有图案，一张无图，黑色；其它两面墙边摆一溜木凳，中间的隔墙开一扇小窗，旁边开一道门。女照相师从小窗伸头往外面看，毫无表情问一句：“照相？”外面答“照相”，便登记，埋头说：“去站好”。去的人都懂，也就自觉去幕布前，或站或坐，看需要而定，照相师傅离开小窗走出房间，径直走到黑布捂着的盒子前，掀开黑布一角，将头埋进去，右手拉扯出一个用胶管连接的椭圆形坨坨（后来知道是相机快门），然后抬起头来开始调整照相人的姿势，师傅的脸也在此时有了些许笑容。大多数时候，女照相师都重复一句话“眼睛看我，笑一笑，对，就这样”，随着右手一紧，空气中传出“咔嚓”的一声响，一个人就将自己放进了红旗照相馆的一张相纸上，同时也将记忆和青春，以及那些平常或者已经出人头地的生命时光，在相馆那台座式老相机中保存了下来。
不知道是叫向阳牌或者其它什么名字的座式老相机，静静地在红旗照相馆的大厅里迎来送往，它只是看见人脸上的表情在空旷的大厅绽放，无所谓漫长或短暂的生命，经过另一种形式的表达后，越来越显得扑朔迷离起来。这些暂时都跟相机无关，但在许多年以后却又都与相机联系起来。一切非亲非故的故事，所隐藏的时间与不得不说的时间加在一起，远远胜过一个人的一生。而相机记录的过程与消耗的生命，是不是又能长过一个人在乎的青春呢？但最起码，它在1981年的夏天，让一群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并不十分在意的时光，无端地漫长了一大截，让学校操场上的树荫忘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树枝缝隙间的蝉同样也面临着毕业，只是树上的毕业和树下的毕业不同，树上的毕业意味着生命的涅槃和宿命，树下的毕业则代表着一个不成熟的片段，从此走向另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哪怕在下午，也绝对是早晨的事情。这一点座式相机心知肚明，它在红旗照相馆的那些年月里，最大收益是阅人无数，最大的处世之本是宽容；这种宽容，接纳了所有踏进相馆的人以及内心的脆弱。座式相机让人们可以看见自己一去不返的生命过程，真真实实地证明着生命在世间行走的痕迹。就像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吴姓人家，一家八口人在老四戴上大红花坐上军车去云南前，到红旗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第二年吴家老四便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尸骨最终也被安顿在云南的土地上。英雄留给故乡最清晰的记忆，除了脆弱的生命，就只有那张对吴家异常珍贵的全家福了。那些日子，红旗照相馆的座式老相机，比平时更加沉默和伤悲。
相机也有快乐的时候，一对新人经过试探、相识、恋爱，直到瓜熟蒂落，直到结婚前走进相馆，人生才算是完成了众多小结的其中一个。而在此之前，任何有滋有味的单身生活都是不完整的。成家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青春过得是不是有质量。坐式老相机凭着多年的临街经验，在红旗照相馆的店牌后面，想象着每一个从平街上走过的适婚男女。谁也说不清它的担心和放心哪一种要多一些，不过，当一对男女经过走廊掀开门头上挂着的黑布，婚姻的喜悦就在相机面前展开了谁都能猜得到的幸福生活。相机的声音那时仿佛也比平常要响亮得多，照我的理解，那声音代表着对将来一家人的祝福，况且这句祝福一生也许只有说一次的机会。女照相师的笑容也同样只有笑一次的机会，所以，大家的祝福和笑容都表现得异常灿烂。我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对这样的祝福和笑容有多么的渴望，或许我根本就没有从这方面去想。因为1981年初夏，我只是小学毕业，离婚姻还有二十三年的距离需要去飞翔和靠近。
仅仅只是1981年初夏，我就等了足足十二年。红旗照相馆也等了我十二年。我们之间的约定与生俱来。等待的过程既扛不住往事，也无法知晓未来。我甚至在小学毕业之前，对位于平街上的红旗照相馆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偶尔路过，心中充满着有意或无意的两次敬意，一次向左，一次向右。那些日子，相馆的命运与许多曾经胀鼓鼓的记忆连接在一起，一个人的光阴也总是在一点一点地瘪去。在我们的身边，形形色色的表情经过又消逝，平街上的宽度和长度，在午后的阳光下令人寻味，所有从这里走过的事物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更不是永恒；它只是有可能经过了座式老相机的时间，而老相机在下午常常时间充裕。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事物、事情中，小城单独把一大串时间匀给了相机，匀给了我们，匀给了她自己。直至许多年后，时间仍然还是时间，而我们已不再是自己，老相机会不会也成了更老的相机？它在1981年夏天握住的那把时间，恍若隔世。永远其实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要多远就有多远，一种是有多远它也不远。
国营红旗照相馆的那个上午，在远和不远之间，分不清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将来的孤独。我们也分不清楚。经过师傅在暗房中对胶片的冲洗、显影、定影等一系列工序，威宁县城关二小五年级二班的毕业留影照，就在第三天清晨集体亮相了，捧着那张七寸大小的黑白照片，我们对明天的渴求，掩盖了在潜意识里一直飞奔不息的童年时光，而在时光中歪歪斜斜走过的那些片段，包容了课间所有产生过的细节和弱不禁风的谜题。多年以后我突然明白，我们那时忽略成长的烦恼，忽略教室木楼板上的读书声，只为了长大后还能将年少的回声牢牢地扛在肩上，在不借助任何风向的情况下，也能健步如飞地奔跑。而在那个时光倒流的上午，我们的童年把阳光和对前路的猜测，折叠进一纸轻飘飘的成绩单，懵懵懂懂地走出城关二小的大门，转身汇入滚滚红尘及匆匆人流的刹那间，并不知道要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此后的情感和过往的岁月。
同窗五年，在1981年初夏的时光里，我们不懂得告别。
现在，偶尔走过人尽楼空的国营红旗照相馆，记忆仍然在抬头和低头间呼唤，仿佛我积攒了三十年的时空岁月，也尽数回到相馆那一块黑色的幕布前，经过女照相师傅的重新排列和组合，握一段有关人生岁月的长短，以此来纪念我们在时光深处永远珍藏的那个淳朴年代，以及遥远而又脆弱的国营红旗照相馆。
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