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在北京
作者：曹永 时间：2012-03-06 阅读：419
在家的时候，就因为生活不规律，犯了胃病，吐了很多血。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治疗，就接到省作协的通知，让我今年到鲁迅文学院进修。本来打算放弃，但实在舍不得这次学习的机会。权衡许久，最后还是决定赶往鲁院。
三月一日凌晨，我打车赶到飞机场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灰蒙蒙的，仿佛笼罩着一块纱布。我平时睡得晚，起得更晚，通常不会这么早起，但中午和下午的机票都很贵，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机场安检严格，就差没有扒光我们的衣服检查了。有一点我却颇为得意，机场安检虽然严厉，但胃病还是被我随身携带过关了。
鲁院食宿很有规律，早餐七点半，中餐十一点半，晚餐五点半。就像来时所乘搭的飞机一样，逾期不候。我本来以为，在生活规律的情况下，只要好好调理，病情自然会慢慢痊愈，没想到却愈来愈严重了。后来，在同学的奉劝下，我于一个周末前往地坛医院检查。不料到门诊一检查，医生便要求住院。我问医生大约要住多久，他说估计一个星期。鲁院课少，周一，周三和周五上午有半天课，余下的时间，基本都是自由活动。我于是给班主任发了一条简单的短信，向他请三天的假，然后关掉手机住进了医院。
自小，疾病就像一条疯狗，始终对我穷追不舍，在旁人看来，我的病情很严重，他们担心我被这条疯狗扑倒。然而，在这场长途跋涉之中，我渐渐麻木了。在病房里呆闷了，我就一个人出去走走，全然不把病情放在心上。北京的天气一直晴朗，只是温度却并不是很高，路边的树下，有的地方还堆着脏兮兮的积雪。
有困难的时候，我素来不愿意麻烦别人，能不开口，就尽量不向别人开口。我身体历来不好，以前住过几次院，每次都有人陪我，但每次我都赶他们回去。记得最后一回，父亲不肯走，他说，总要了解你的病情我才放心。没有办法，只有让他留下。但我说，我能跑能跳，你就不要来病房陪我，自己呆在宾馆里看电视算了。那些天，他很少到病房陪我，相反，输了液，倒是我常常跑出去陪他。
在北京，我住院的事也不想告诉太多的人，除了给班主任那条简单的短信，同学们基本不了解情况。我倒是轻松自在了，但后来才知道，因为和我失去联系，鲁院的老师急坏了，连常务副院长白描都问了好几次。有一天，我外出回来，听护士说，有人到医院找我了。我问是什么人?护士说，他们说是你的老师。我心里非常感动，觉得可以不通知同学，但必须把情况告诉老师。于是，我回到鲁院，向他们详细地报告了病情。
原本医生说只要住一个星期的院，但住进去之后，他们就不让走了。我着急地问怎么回事?医生说打算让我做一个胃镜。我说那就做吧。医生说，如果胃里没什么要紧的问题，检查完了你就可以出院，但如果有情况，必须做套扎。我不了解什么叫套扎，我要求做完赶紧出院。医生说费用不少。我一打听，吓了一跳，居然要一万多块钱。我拿不准把握治还是不治，于是告诉医生先考虑几天。有传言说我家境富裕，实际上我家顶多算贫下中农。我家在黔西北一个小乡镇，全乡总数也不过一万余人。在那个巴掌大的地方，极度的贫穷落后。说我家境富裕，不过是矮子里找出来的高个子。
我实在舍不得拿那么多钱来治一个小小的胃。但如果不做，这个家伙肯定怀恨在心，必然找机会要我的命。想了两天，还是没有拿定主意，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说，要治，多少钱都要治。我怕家里拿不出钱来，于是说如果不方便，就以后再做。父亲说，身体要紧，你尽管治疗，钱的事我会想办法。挂了电话，我就去找医生，把决定告诉他们。但医生却说，要亲属签字才能做，你一个人，不行!我家地势偏远，距县城近一百公里，几次转车，差不多要两天才能到贵阳。而我父母年大字不识几个，年龄也大了，如果让他们不远千里赶到北京，我如何放心得下?只怕他们连机票都不会买。
我把情况告诉医生，央求他们通融。但医生铁面无私，就是不肯答应。经过几天软磨硬泡的纠缠，医生总算作了妥协，他们让我写一个委托书，然后请人帮忙签字。我松了口气，以为这回做完治疗就可以出院。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把云南作家吕翼请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又反悔了，一定要见到我的亲属才做手术。一气之下，我说不治了!没想到，我刚刚放弃治疗，他们就来找我，说我自己签字也行。这些医生就像站在街头拉客的廉价妓女，拉住一个农民工谈生意，开价五十块。农民工还价三十。妓女说，再添十块吧。农民工不干，转身要走。妓女一见，急忙拉住，说算了，算了，反正也是闲着，就便宜你一回吧。
虽然医生在签字的程序上作了让步，却还是不能马上治疗。据说是人多，还要慢慢排队。在那场漫长的等待之中，我最怕的并不是打针吃药，而是怕那个送饭的女人。送饭的女人三十多岁，高兴的时候，脸上挂着一幅面具似的笑容。心情不畅的时候，则拉长她的一张黄脸，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女鬼。因为医院附近没有餐馆，整个医院都便成了她的地盘。夫妻不和，还可以离婚，但病人们都离不开这个送饭的女人。每次看到她，都摆出自己最亲切的微笑，有的还向她贡献甜言蜜语，仿佛看到了领导干部。
谎言听多了，往往容易被迷惑。送饭的女人也不例外，好话听多了，她渐渐把自己当成一个公主。和我同一个病房的两个小伙子不仅嘴巴甜，长得也比较帅气。那送饭的女人便经常跑到我们病房撒娇，每次过来送菜单，都要和他们聊上很久。一个年轻漂亮的公主撒娇，必然是没有过错的，但如果一个巫婆也要撒娇，就简直是罪过了。我每回看到送饭的女人在病房骚首弄姿，我都觉得惨不忍睹，恨不得马上病死算了。
如果只是送饭的女人让人难以忍受，那也还罢了，问题是她送来的饭更加让人难以忍受。那些菜不晓得出自什么样的厨师手里，端上来一看，乱糟糟的一团，看起来能把饥饿吓跑。尽管难以下咽，但饭不能不吃。每到开饭时间，病人们都端着各自的饭盒，像等待施舍的乞丐，站在走廊的两边等待送饭的女人。
没有饭吃是痛苦的，有时候吃饭也是痛苦的。在医院那些日子，我无辜的嘴巴和眼睛都双双饱受摧残。为了缓解它们痛苦，我经常往鲁院跑，每次离开医院，都是中午，我早就算好时间，赶到鲁院刚好开饭。在鲁院吃了中餐，或者和同学聊天，或者在房间休息，又或者在健身房打台球……反正一定要等到晚餐。直到五点半吃了晚餐，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带着一个结鼓鼓的肚子返回医院。那些天，我觉得鲁院的饭菜真的太好吃了，我几乎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鲁院的饭菜虽然好吃，但更多的时候，还得老老实实地呆在医院里。既然要呆在医院里，就不得不和其他的病人一起拍那个送饭女人的马屁。我拍马屁的功夫不到家，她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她的眼里，只有我旁边那两个帅气的小伙子。每次他们和送饭的女人打情骂俏，都能把她惹得格格地笑，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子。然而小女孩子都是情绪多变的。那个送饭的女人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小伙子命好，在大祸来临之前出院了。另一个就惨了，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送饭的女人，不要说调情，她连菜单都不送到我们病房来了，叫她，也不理会，仿佛没有听到，直接就走了。简直目中无人。原来还好，我沾病友的光，和他们一起享受她的好脸。现在送饭的女人被得罪了，我也跟着受到诛连，连饭也快吃不上了。
就在紧要关头，排队排到我了，医生通知我第二天就去做胃镜。几年前我做过胃镜，难受极了，做胃镜的时候，简直像死过一回。次日，我惶恐不安地去做胃镜，我暗中求神告菩萨，希望胃里面不要有大问题，检查一下就了事。但神没有理我，菩萨也不有理我。医生把手指粗的管子沿着我的嘴巴插进去，像小孩子和稀泥似的搅动一番之后，告诉我食道静脉曲张得厉害，必须做套扎治疗，还要往胃里打硬化剂。因为还要治疗，而不止是检查，时间也就长了许久。我觉得五脏六腑都被医生搅碎了，简直痛不欲生。我流着眼泪，恨不得把旁边的医生一脚踹开，马上将嘴里的管子抽出来。
终于治疗完毕，从手术台上下来，我觉得就像大病一场，身上的力气，仿佛都随着管子一起被抽走了。我软绵绵地抬起脚，准备走回病房，医生却连忙制止，他们推来一张轮椅，让我坐上去，还特别交待，今天不能走动，回去就在病床上躺下。幸好我提前请了几个同学在门口等候，他们就像推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把我推回病房。本来医生交待要有人陪护，但我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让他们回去了。
做胃部治疗不仅难受，第一天不能吃任何东西，第二天只能喝水，第三天也只可以喝米汤。我几年前喜欢赌博，那时候打三两天麻将不吃东西，想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医生几次交待不准吃东西，反倒勾起了我的食欲，嘴里总是流口水，脑袋里片刻不停地想着香喷喷的食物。第一天，我坚持过来了，但第二天不行。我向来不能自律，实在太馋，忍不住偷偷吃了一根香蕉。一次咬一口，待香蕉像糖似的在嘴里融化后，又背着医生咬第二口，味道实在太好了。
胃部治疗后面的两天，离了做饭的女了也没什么要紧，但把葫芦按到水里，它马上就会浮起来。第三天想喝米汤，不得不找送饭的女人。我于是像一条猎狗，在病房里时刻留心她的动静，一看到她的身影我就叫喊，然而她却没有理会。看来米汤是吃不上了，没有办法，我啃了半块小小的方便面。
医生吩咐我先禁食三天，接着吃流食三天，最后再吃三天半流食。眼看可以吃半流食却吃不上，我仿佛几辈子没吃过饭，馋得两眼冒光，恨不得去外面摘树叶吃。到第四天的时候，病房里又住进一个新病人，这下，送饭的女人不能不把菜单送过来了，尽管她心里很不情愿，但总不能把我们病房的人全部饿死。谢天谢地谢观世音菩萨，我总算有救了。菜单送过来时候，我抓住就不放。我害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一次点了一天的食物。如果不是担心放坏，我还想多点一些存储起来。
如此过了两天，苦不堪言，我于是找到医生，强烈要求出院。医生劝阻无效，只得依了，但他们要我签字，证明是我自己坚持要求出院的，有什么意外，医院概不负责。签就签吧，只要能远离那个送饭的女人，我什么都肯。因为过于仓促，出院手续不能马上办理，我也顾不上了，告诉医生几天后再来补办。当天，我就逃离医院。
回到鲁院，感觉像回到家里。我给班主任发短信，问他能不能请食堂给我每顿煮一碗稀饭?当时我已经作好打算，如果食堂不肯，我就在外面随便吃点算了。没想到班主任回信说，没有问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只要不自己开伙做饭就行。我后来去食堂的时候，发现我的病号饭不是稀饭，是面条。本来面条只是半流食，而我还是流食期，但不好愿意再麻烦厨师，将就吃了。厨师问我做得怎么样?我说很好。这话不假，和送饭的女人相比，我觉得鲁院的厨师太可爱了，
他们做的面条，实在太好吃了。
每次吃饭，我都端着一碗面条，就像一个优雅的女人，坐在食堂里细嚼慢咽，直到细得不能再细才敢咽下去。我虽然坐在以鲁迅先生命名的学校里学习，但我不能现在就随他去了，因为鲁迅委托很多战友来告诫我，一定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在鲁院毕业的时候，把胃带走，把病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