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热爱的村子
作者：□□张荣怀 时间：2012-10-19 阅读：342
母亲从出嫁至寿终没有回过娘家的经历，与我的几个姐姐根本不同。作为农家姑娘，我的姐姐们毫无例外地坚守农门，无一例外地继承了父辈勤耕苦作的命运。姐姐们长大成人，出嫁到不远的村子，离娘家都很近，想回后家一趟，只要几分钟就到了。母亲的后家耐舒柏离斗古坪子直线距离不是太远，可是除山高坡陡外，还有河水阻隔，对缠足的母亲来说，即使直线只有三四十公里的地方，也要当我们今天去畅往的西藏。母亲多少次念想回后家看看，竟然半个多世纪未能成行，直至寿终正寝。
所以，我去耐舒柏，一是陪领导下乡，但私底下是向代母亲回她的后家看看。
在去耐舒柏之前，我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地方。这是因为，那里有我母亲常常念叨的亲人。
在母亲幼年时就病故的外祖父母，在那里安息。从我记事时起，每逢“七月半”鬼节，给故去的亲人烧纸，母亲都特意给外祖父母及其她遭劫难的兄长们“封包”，因为在我们这里的传说，在婆家烧纸给娘家的亡灵，必须“封包”，并且远离婆家的烧纸的地方，以免他们在阴间发生争抢。在母亲的授意下，我把在民办学校学到的几个字，歪歪斜斜地用毛笔帮母亲写在后家亡灵的“封包”上。
母亲生于1928年，解放前她的后家在耐舒柏一带还是算富裕的人家，因此，解放后，母亲的后家被评为富农。从此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二十余年间，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不允许参加有关公社、大队的一系列会议的。也因此，母亲辛苦了一生，也一生低调做人。
车子从小城威宁出发，经黑石、岔河到海拉，仅两个多小时，就走了母亲半个多世纪期盼的路程。那天，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一路上所经过的大山山顶，还有些许白雪覆盖。在当地熟悉母亲后家耐舒柏的领导的指引下，我站在山顶眺望母亲后家的村寨，只见炊烟袅袅，一派恬静。带着对母亲后家亲人的盼见，沿着盘山小道慢慢下行，终于走进母亲思念的村子，我看到，新村散布在牛栏江边一块条状的平地上，村子与河岸隔得很近，之间是还算成型的田地。这里，一年四季都很少下雪，气温很高，家家户户都种满小季，田园里的蔬菜、豌豆、蚕豆等长势喜人，可见土壤之肥沃，水分之充盈，气候之温润!看到这些，仿佛映现母亲常常念叨的景象：十来岁的时候，跟着几个姐姐到河边种蚕豆。在河边种蚕豆不用锄头，随手从河岸边柳树上取一段枝条，随便撬一下土壤，把蚕豆种丢进去轻轻盖上土就行了。去一次，要种完提篮里的蚕豆种才能回家吃饭。实在种不完，就只能刨几个小坑把剩下的蚕豆种分堆埋在里面。没过多久，小坑上的蚕豆苗就疯长了起来，长成了密不透风的几簇，把豆芽取回家，用清水洗净，或炒或煮，都是一个不错的菜肴。
新村的土田和村子是连在一起的，土地分布在斜坡上、悬崖边，山高坡陡，最远的接近十公里!
春天流经新村的牛栏江，是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流，河水可以直接饮用。牛栏江越往下游，越是深山峡谷，两岸的山坡也越荒芜，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河流就变得凶险，河水也越发浑浊。在沿江下游的村子里，只要找到一个适合远眺的地方，就能看到一沟黄汤似的牛栏江。
由于受自身理解力的限制，母亲在斗古坪子想念海拉的耐舒柏，从未以牛栏江作为纽带。我想，母亲留在记忆深处的幼年种蚕豆的景象，已经成了她一生的童趣。从耐舒柏到斗古与父亲成家，来到斗古坪子之后，她就完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此，母亲在斗古坪子终其一生。
在斗古坪子开始新的生活，对母亲来说是幸运的。这里土地平整，离家也不太远，往返一次不需多长时间，哪里像在后家耐舒柏，一出家门，山高坡陡，到处悬崖绝壁，稍不注意，就会葬身崖底，且母亲脚小，是十足的三寸金莲。在斗古当农民种地，绝大多数采用牛耕，犁地、耕种，减少很多劳力。在我的记忆里，自小在父母的带领下，我们都是勤劳的人家，在方圆几个村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吃饱肚子。在母亲的垂范下，我们兄弟姐妹，从扯得动猪草和拿得动农具时，就参与家里的劳作，母亲一生最看不惯懒人，我们也如是。
周围邻居都夸赞母亲，说母亲到斗古后，为人处世相当的好，从不得罪人，乡里乡亲哪家有困难，她总是尽力接济，劳动方面也是一把好手，有时甚至承担起只有男子汉才能忍受的重活。我们家的老房子，与村子里所有人家的房子一样，都是用泥巴舂起来、用木料搭起来、用瓦片盖起来的。那些年，斗古坪子的山山岭岭，与长树林一样黄松参天，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就到山上砍来大料建房。闲暇，父亲还会到土地山砍来毛竹，编成撮箕、扎成扫帚到街上换取盐巴辣子，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父母的勤劳，得到大队领导的肯定，父亲被推为生产队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放工时，生产队在地里分了粮食，父亲因为忙，把那些粮食背回家，就成了母亲和姐姐们必须独自面对的事情。而且，父亲是全大队的积极分子，腰受过硬伤，一到冬天或下雨天就发作，母亲只得带领大姐、二姐、三姐，为了挣不完的工分，拼命劳作在地里。
如果说，在土地承包之前，母亲是渐进式地接受父亲村子的一切，那么，之后，她就完全热爱上父亲的村子了。
1981年至1982年初，我们八口之家全部分到了土地，开荒也不少，有了足够的土地，未来就有希望了。全家八口人，我和弟弟尚小，四个姐姐都能参加劳动。村子里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村子里所有的女孩都没上学，自然我的姐姐们也没上学。种好八个人的土地，需要大量粪肥。基于依靠家畜积攒更多肥料的考虑，我家不仅养猪，还养牛和羊。家畜养得多，就增加了母亲的劳动负担。我们村子养猪的粮食，除了洋芋、就是苞谷，也有少量的荞麦。洋芋直接煮烂，捣细，拌上猪草就行了，听起来要简单些，但相当耗柴火，如果把找柴的劳动加进去，一点也不省事。苞谷和荞麦则要用石磨磨成面粉，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劳动。那些年，我们舍不得拿出一块地来专门种植饲料草，养猪的绝大多数草料，都得到地里、山坡上、水沟边去找。母亲给姐姐们下达任务，每天至少要扯回一背篓猪草。此外的大多数劳动由母亲独自承担，只有磨面、找柴由家庭成员共同完成。养了牛和羊，就必须割来杂草、收拾树叶来垫圈。这类劳动，几乎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做。
我想，母亲热爱上父亲的村子，倒不仅仅是因为它能给我们一家带来一个可靠的未来，而且还因为它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劳动空间，并且还赋予了某种个人尊严。土地承包后，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只消听从节令的安排，其他的都可以不去理会。由于母亲安排得当、组织有方，再加上她自己不知懈怠的操劳，我家每年都养出了一两头又大又肥的年猪，牛羊积攒的肥料年年充足，粮食都有好收成，为全家在村子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久而久之，母亲和我们一家的声誉传到了其他村子，那些与我母亲沾亲带故的，都以此为骄傲。那些赞誉的话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总是热泪盈眶。很多年过去了，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流泪，因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把母亲作为一个外地人，一个富农子女，母亲为自己能给亲戚们争了脸而感到高兴，劳动使她获得了尊严。
随着姐姐们婚嫁，以及我和弟弟继续上学，我们一家相当需要钱。这时候，母亲已年过五十了，仿佛一夜之间，母亲突然意识到人生中大量用钱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家里除了养猪卖，母亲还做麦芽糖卖。做麦芽糖，首先需要发麦芽，磨苞谷面粉。其次是熬。熬一锅麦芽糖耗时一个昼夜，需要大量柴火。除了磨面、找柴，非几个人干不可，其他的劳作，都是母亲一个人包揽下来。街子天，母亲还要负责把麦芽糖背到乡街子上去卖。街子虽然离我们村子不远，但卖糖必须去得早。
母亲是个很开通的人，我专业学校毕业时，分配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母亲说“‘男儿有志在四方’，不用时常记挂家里，你老爸和我身体都还硬朗，即使到老了不行了，只要你们回来在身边几天，等待操上山就行了。”
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到该享享清福的时候，却得了重病。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忙于工作，老家的朋友捎信来给我，说母亲得重病，已经神志不清了。我急忙安顿了工作，回到父亲的村子，没想到，还没到村子，就传来母亲辞世的噩耗……
母亲竟然就这样走了，她还没有来得及到我工作的地方，看看我从事的工作，虽然母亲不可能了解我的工作。我辗转于一个个单位，或是为单位“写材料”，或是为自己的喜好“爬格子”。我想，我从事的工作，是我的饭碗，也是我生存的根基。但回头掂量，也未必就是这样，也许耗尽一生，材料也是写不完的。为人儿女，还是应多抽时间好好回报养育自己的父母，“常回家看看，哪怕是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常回家看看， 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