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04

　　父亲是2009年去世的，生各种病，脖子还有一个鸡蛋大的肿瘤，没有一样是不要他老命的。那年头，我一直在深圳，过着没有着落的日子。等家里联系上我，赶回去，他已经不行了。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叫着我的名字，说：“我不行了。”

　　说完这话没两天，他果真就死了。哥哥在他的棺材边，揉脸抹泪的，说，之前两三个月，父亲也这样告诉他，说自己不行了。那时候，他还告诉哥哥，找邻居或者亲人，借2000块钱，送他到市里的医院去看看。这话，他不只对哥哥一个人说，也包括母亲，和其他来看望他的亲人。可是，没有人这样做。

　　对于父亲的死，我一直觉得，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解脱。从我上小学起，他就病着，有时候，几年都不出一次门，整天在病床上躺着。他若死，我是能接受的。所有的死亡，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结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不是所有的死亡，都不可理喻。不过，听了哥哥的话，我还是流下泪来。那时候，我的口袋里，正好有2000块钱。我就是用那2000块钱，把父亲埋葬了的。我心里想着，如果家里能早一点联系上我，我就可以把这2000块钱，用来给他治病，而不是直接把他掩埋到黄土里了。他不一定能活，但是，我尽心了。

　　父亲的坟墓在村后我们家的一块玉米地里，至今都还是一堆高高隆起的黄土堆子。别人家亲人的坟墓，都修上一圈石墙，坟头还有墓碑。父亲的什么也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是没钱给他修。哥哥，二姐说过好几次，要给他修起来。我也没答应。心里想着，先就这么着吧，我需要这一直提醒着我，我欠着他的，之前还不上，现在却不想还了。

　　父亲死了一周后，我回到了深圳，那一个星期，做了几次梦。每一次，都是黑漆漆的旷野里，我一个人，在夜色里，毫无目的地走着。他迎面而来，喊着我的名字，却又看不见我。伸着一双手，在夜色里走过去，走过来，不停乱抓着。我看不见他的脸，他的脸是跟夜色融合在一起的。这让我害怕，心里便不敢答应。就那么看着他，在梦里抓了几个晚上，走了，再也没回来。

　　我也常梦到母亲。

　　母亲是前年11月去世的，我也是在深圳得到病危通知才回去的。我直接去到医院里，找了很多医生，还有一个是亲戚，经过多番检查，每一个医生都跟我说，人不行了。要想治，也只能安排在抢救室。我说，抢救室里能治好？不行。医生说，你想她活多久，就看你有多少钱，一天2万。不过也有可能，推进去，一开刀，人就没了。

　　我们那儿，不管老小，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家门的，丧礼都要在外面搭棚子办。被认为是最没尊严的事情，不管于死者，于生者，都这样认为。兄弟姐妹和几个亲戚一商量，便把她送回家里。一开始，母亲不愿意，估计是心里自己有数的。问我们，她是不是不行了。大家都说，不是，医生说了，问题不大，回家吃药就可以了。哥哥手里提一个胶袋，鼓鼓囊囊的，全是药。医生开的。哥哥给她看一下，她就不说话了。

　　母亲回家没几天，也走了。她躺在火塘边，什么也不吃，肚子里空牢牢的，用手一摸，都能摸到她肚子里，拳头大的肿瘤。包括她的其他器官，医生说，全都衰竭了。我们一家人围着她吃饭。她的头一直佝着的，却突然抬起来，对我说：“如果花不了几个钱，你们带我去医院再找医生看看吧！”

　　我想起了当年，父亲给哥哥说的那句话，再也吃不下饭，丢了碗筷，走到屋子外面去。路上，村里人来来往往的，见到的，都要问一下，人怎么样了。我笑一笑，没说话。不能说她好好的，好好的，为什么不送她去医院呢；自然，她也还没死。有的人不用问，自己推门进去，看一眼，又走出来。站在我身边，跟我说着别的事情。在我们家的其他屋子里，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打牌，喝酒，摆龙门阵。这也是我们那儿的丧葬习俗。谁家老人快不行了，知道了信息的，都会围拢过来，陪着守夜。

　　今年，我又写了一个小说，叫《从四区到四梨树》。小说里，有一个叫陈德明的老头就要死了，全村人都欢欢喜喜的，在他们家走进走出，以备他突然断气了，大家齐心协力，启动丧葬程序。棺材准备了，望丧钱打好了，香烛也买来了，连照着奈何桥的台阶，让他一路走好的过桥灯也准备就位了。这些人，甚至都不回避他，就在他的身边，商量着他的丧礼应该怎么办才好。写这个小说时，其实我想着的是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我有些于心不忍，让亲人和村里人，都不要当着她的面，谈论关于死亡的任何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句两句飘进她的耳朵里，对她来说，会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我把这些都写进小说里，就是要让自己铭记于心，记住这样的丧葬文化，也记住生命的脆弱和荒诞，还有许许多多，无法用文字去表达的事情。

　　不过，人心都是肉长的，她一定是知道了，又想活，于是才让我们继续把她送回医院去。我们知道，送回医院去，有再多的钱，都已经没办法再挽救她的生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着她，一天一天虚弱下去，直到那一口气，换不上来，她就走了。村里的人们，都是好心。每一家，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这是大事，一家人是根本忙不过来的。他们欢欢喜喜地走进走出，只是来帮忙而已。或者说，他们只是旁观者，却也是一群用不同的态度在跟我们一起等着母亲的死亡早日到来的人。

　　也是在一天黄昏，一家子人在吃饭，母亲佝着的头，突然抬了起来，喉管里，一口气，慢慢滑了下去。有着一种奇异的，轰隆隆的声音，似乎她的一声，都是从那儿滚落了的。一直滚，一直滚，突然落底了，人就没了。我背着她，跑去到堂屋里早已备好的棺材边，让她坐在一张吃饭用的餐桌上，好几个亲人跟着我跑，手里抱着一堆东西，更多的是要为母亲换上寿衣。哥哥扶着母亲，让她坐正。我跪下来，给人要了一个火机，点燃香烛，点燃纸钱，为她送行。放开她之前，我在她的耳边，大喊了三声，用尽所有的力气。我心里想，如果她能睁开眼睛，或许还能挺过来，再活几天的；她不能睁开眼睛，这也是我能在看得见她的时候，最后的呼喊了。

　　母亲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这么死了。我经历了整个过程，但我还是无法去揣摩，一个将死之人，会是什么心理。有意识的时候，一个人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的，等没有意识了，也就什么都不害怕了。我想，一定是这样的。我想得更多的是，不管是她，还是更久之前去世的父亲，会怎么看待我们。是怨，是恨，还是冷笑一声。笑他们自己，也笑我们这些继续活着的人。

　　不过，对于母亲，我相对坦然了些。经历亲人死亡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不过这个过程越是漫长，也等于自己尽到了更多的心力。这也是我回到深圳后，于梦里，能清楚看到她的面目，还能跟她对话的原因。也是跟父亲一样，连着几天都来我的梦里。第一次，她说冷。我打电话回去问，哥哥说，母亲的坟堂还没拿地气。土里太寒，自然会冷。第二天，第三天，又来，嘴里不停地说遮着的，遮着的。问她，却又说不清楚，什么东西叫遮着的。继续电话问家里，哥哥说，因为还没拿地气，母亲的墓碑，得用石头当着，得等拿了地气，才能扒开。我让他别等，先扒开再说。

　　也就是那一天，哥哥带几个人去，把石头扒开，母亲就真的消失了。

　　父亲也是这样，他们都再未入梦，生者与逝者，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