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9

　　“买多久了？”我问。

　　“才一个多星期。”三哥说着，灿然地笑起来。

　　这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那儿，录音机虽不是稀罕物，却也是刚刚时兴一两年，但也不是每一人，都愿意花这个钱去买的。买一个录音机，得好几百块，都够买好几袋尿素，为所有的土地施一次肥了。得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又喜欢玩的年轻男子，才愿意花这个钱。逢年过节的时候，一般是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十里八村买得有录音机的男人，会把家里的录音机提出来，备好电池，一路声嘶力竭地播放着，朝着山上的云雾山水库赶；说的是去山上，听别人唱山歌，但心却完全不在这上面。为的是一路炫耀自己的录音机，比比谁的酷，谁的炫，谁的声音大，也有的会相互更换录音带，或者带着空白录音带，觉得谁的磁带好听，即可借过来，花半小时不到的功夫录制一盘。歌声也能吸引来会跳舞的男男女女，不用怎么介绍，也不需要有多熟悉，就开始跟随乐曲扭动身子，跳起的士高来。也有专业学过的，会来一套霹雳舞或者兔子舞，引得围观的人群大声喝彩；哪怕是简单的几个太空步，脚板轻盈地在草皮上滑来滑去，也会让许多人赞叹不已。每一台录音机旁，都会围着一圈人，少说几十个，多的上百人，比唱山歌的场所，还要热闹。录音机的主人和他的录音机，端坐在圈子中心，轻易不让别人碰他的录音机，但他会听取别人的建议，带着自豪的神情，播放观众喜欢的卡带。

　　现在，三哥已成了录音机一族了，当年的春节，他也提着录音机，穿过我们村子，跨过格扭大桥，经过修配厂和磷肥厂，在我们的簇拥下，爬上了云雾山水库。“我也要存钱，买一台录音机。”他不止一次给我和他的五弟小武说。说这话时，他还没有结婚，不过，对象已经媒妁之言定下来了，婚前的礼仪与流程，都已按地方规矩和风俗走完，就差婚期一到，组成自己的家庭了。我和小武同岁，我们都小三哥五岁。三哥的对象姓耿，叫耿五香，家在与我们一河之隔的新合村。我们常会在路上看到她，也会时不时跟三哥一起，去她们家玩；像两个大马猴一样，爬到她门前的梨树、苹果树和杏子树上采果子吃；却不好意思跟她说话，甚至会绕着她走，拿眼睛偷偷瞟她。只有过春节时，在欢闹气氛的烘托下，我们的胆子才会大起来，追着她和三哥的身影跑。

　　三哥伙同我们村子的几个年轻男子，耿五香伙同他们村子的几个年轻女孩，结伴去云雾山水库玩，彼此间，有好几对，也是在谈恋爱，或者说，多多少少都那么点意思。不管是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我和小武都会悄悄尾随他们身后，看他们怎么谈恋爱，也偷看胆子大一点的，躲藏在松树林里，搂搂抱抱，这让他们恼火不已。隆冬时节，山里风大，吹得粉的、红的、紫的、白的山茶花和杜鹃花，十分艳丽又喜气洋洋地开着；风还裹挟着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在花草上，树木上，早已在乌蒙大地上结存了厚厚的一层白。我们一边追赶，一边扯着嗓子喊：

　　“三嫂，三嫂……”

　　耿五香气呼呼的，用黑黝黝的大眼睛扑闪我们，圆圆的脸上，晕染着两朵红云。三哥见状，会笑眯眯地转过身来，从地上抓起一个雪团，捏紧了，朝着我们扔过来。我们立刻鬼叫着，躲到路旁的小树林里，眼瞅着他们走远了，又赶忙跑出来追上去。时间过得很快，这样的追逐，我们坚持了两年，待到三哥买上录音机时，他们都结婚一年多了，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宫巍。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也是从县城回家，去三哥家玩，神奇地发现，三嫂鼓鼓的肚子消下去了，怀里却多了一个粉嘟嘟的婴孩。小武、三哥、三嫂的两个妹妹，耿老六，耿老七，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一起围在三哥家火炉边，看着那个婴孩。

　　“叫什么名字？”我问。

　　“还没取名字，”三嫂说，“你来取一个吧。”

　　平生还没有被人委以如此重任过，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的眼睛，随着三嫂的话语，齐刷刷看着我，我还有些紧张，但看到三哥、三嫂信任的眼神，我还是略微想了想；那时，我们刚学习过一篇课文，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是魏巍。巍字笔画多，读起来响亮，意思也好。

　　“就叫宫巍吧，”我说，“这个字很好的，村里人的名字，都没有这个字。”

　　“不行，不行，”一个我不认识的来自三嫂那边的亲戚说，“萎都萎掉了，有什么好的？”

　　“不是萎，是巍。”我说，“不是一个字。”

　　“那还不是一个意思。”她说。

　　我们的家乡话里，萎与巍是不分的，说一个人没有精神，没有气势，身体不好，或者运气不好，都可以用一个萎字来形容他。为了证明自己取的与她说的不是同一个字，意思恰恰相反，我还找来一本《新华字典》，翻到这个字，指着释义读给大家听。

　　“管球他的，”三嫂说，“那就叫宫巍吧。”

　　三哥笑而不语，算是默认了。

　　转眼间，宫巍都三个多月了，但三哥和三嫂结婚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小武与我，都参与了迎亲，我们坐一辆红色的兜很大的五菱拖拉机去，在三嫂家吃过午饭，于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从三嫂的闺房把她的嫁妆，如衣柜、碗柜、储物柜、脸盆架、缝纫机及各种花花绿绿的被褥等，抬到车上；到了三哥家，又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样一样，搬到二人的洞房里。看着他们一起过火盆，也看着他们在祖宗牌位及大伯、大伯母跟前拜天地，发喜糖，还看着村里与三哥年纪差不多大的男子，毫无分寸地闹洞房。他们嬉皮笑脸地一边起哄，一边上下其手地在送亲来的三嫂的闺蜜身上，到处乱摸。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眼泪横飞，我则羞愧得赶快逃离。不过当日不久前，铺床人的一口唱词，却让我记忆犹新。她一边捋平床单的边边角角，嘴里念念有词地说道：

　　“铺床铺床，喜气洋洋，男婚女嫁，花烛洞房。一铺鸳鸯戏水，二铺龙凤呈祥，三铺鱼美荷花，四铺恩爱情长，五铺早生贵子，六铺儿孙满堂，七铺百年好合，八铺地久天长，九铺家庭和美，十铺前途辉煌。我随便说两声，你家夫妻和睦万万春，我提起枕头抖一抖，你家一代更比一代有。”

　　我不是当下就把这段说词记下来的，后来的好几个月，我都在找人打听，铺床人具体说的是些什么。她来自新合村，也是三嫂的一个亲戚，三哥还答应帮我去问问，随后给我带回来一段写写得歪七扭八的家乡话，我又用普通话，重新捋了一遍。三哥性情温和，为人实诚，没有太多话语，也没什么花花肠子，只会埋头做事；几个兄长中，年纪与我们接近，结了婚分出来自己生活的，只有他。我们几个小弟没事了，都往他家跑；任何时刻，推门进去，充当餐桌的火盘上摆着什么吃的，我们都拿起来就吃，一点也不客气。有时候他们家没人，门又没锁，我们进去了，就自己打开他们家的碗柜门，也是见到什么吃什么，等他和三嫂回来了，告诉他们一声，他们也是毫无半句怨言的。有时候不是没人，只是我们不知道，正在他们家火炉边吃得起劲，却发现隔墙的卧室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小武就会说：“哎呀，大白天的，两口子睡什么觉嘛，赶快起来。”不一会儿，三哥就会带着很不好意思的微笑，从卧室走出来，坐在火塘边跟我们一起吃。

　　去三哥家玩，我们有点百无禁忌的意思，这也是我们喜欢往他家跑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可以常在他们家，见到三嫂的两个妹妹，耿老六，耿老七。他们两个，也是我和小武的牧牛玩伴。我们村子放牛娃，多是男孩，新合村的放牛娃，多是女孩，大家都很默契，会把牛往一个山头赶，在山上汇合，一起采杨梅吃，或烧土豆、玉米吃。基本是小学生，连情窦初开都不算，就喜欢在一起玩，调皮的男孩，也会追着女孩，揪他们的麻花辫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两对真的成了恋人并结婚生子。三哥的兄长们是这么玩过来的，三哥自己，也是这么玩过来的，我们不过是照葫芦画样。不只是白天在一起放牛，到了晚上，也会成群结队地在新合街上相互追赶，或偷偷猫在女孩家屋后或窗下，大声呼喊女孩的名字，惹来她老爹的一阵痛骂。“是哪个短命儿子，老子出来打死你。”不听见门响，我们都不跑开，听见门响，也要躲在墙角，看看出来的是女孩，还是她老子，才会决定要不要撒丫子逃走。许多有趣的场景与细节，我们会讲给三哥、三嫂听，他们自然也会分享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恋爱秘密。这样的时光，冗长却动人，还带着温情缓缓流过，一年多又过去了，三哥家迎来第二个儿子，名字也是我取的，场景跟宫巍出生时一模一样，我从县里回来，推门进去，又发现三嫂鼓鼓的肚子消下去了，怀里又多了个孩子，也是一群人看着我，翻翻字典，告诉大家：

“就叫他宫彪吧，”我用指头指着字典上的蝇头小字说，“彪字有两个意思，一是说孩子身材高大，二是指一个人非常有文采。”

　　“村里也没人家用过吗？”有人问。

　　“应该没有。”我说。

　　“那就叫宫彪了。”三哥一锤定音。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这一次，我推门进去时，家里就三哥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双脚搭在火炉底座的灰箱上，不紧不慢地吃着烧熟的土豆，喝着小酒，下酒菜是一盘火烧辣椒。辣椒烧熟后，剥皮，撕成一条一条的，浇上酱油，也是无上的美味。

　　“回来了？”三哥抬头问。

　　“嗯。”我说。

　　“别忙坐下来。”三哥说。

　　“怎么了？”我问。

　　“你来得正好，”三哥说，“辣椒没有了，快去摘一些来。”

　　我跳着脚出门去，一会儿就从三哥家屋后的菜地里，给他捧回来几十个青辣椒，放在火盘中间通红的铁圈上烧着，看着它们哧溜哧溜叫着拧起身子，表皮绽开来，发出一股一股的青烟。

　　“我找个杯子，”三哥起身，往碗柜边走，“给你整一杯。”

　　“不用了。”我说。

　　“整一杯嘛。”三哥倒满了一个玻璃杯，大概有一两左右。

　　“不会喝，”我说，“吃吃你的洋芋和辣椒就可以了。”

　　“还没学会？”三哥问。

　　“没有，喝一杯都会醉。”

　　三哥笑了起来，似乎不太相信，我们一个家族的男人，都太能喝了，一天喝一斤酒下去，完全没有问题。一个我们叫做二伯的，跟人打赌，一次性喝下去四斤玉米烧酒，在地上躺了一个星期，家里人连丧事都准备好了，他又爬起来，无病无灾地活了几十年。

　　“你一天喝多少？”我继而问。

　　“半把斤是要整的。”

　　三哥说着，轻轻咳嗽了几下。他的呼吸系统有问题，伯娘说是胎里带来的，打小就开始咳嗽，且怎么也治不好。他有兄弟六人（老四很早就夭折了），就数三哥身子单薄，瘦小，脸上，身上，看哪儿都没有什么肉。一张斜着往下巴那儿收的小脸，也是蜡黄蜡黄的。他只有喝酒或微笑的时候，眼神及浑身才具有活泛的张力与生气。不然，他就不跟人吵，不跟人争，不跟人闹，也不像村子里的大多数男人那样，爱上了赌钱，就这么默默地生活着，在村子、土地和各种工作场所间，走来走去，度过一个又一个波澜不兴的年岁。

　　我们村子建在一个带有幅度的小盆地里，进入村子，先经过一个无遮无拦的悬崖，下面就是白花花地滚动着，奔乌江而去的二塘河；过了悬崖，就会看到一个斜坡缓缓而下，中间部位慢慢下陷，地势相对舒缓起来，连着二塘河谷平坦的稻田与麦地。周边都是当年知青下乡时栽种的茶园，得名茶山村。盆地像一个人的掌心那样，兜着每家每户的房子，也兜着每家每户的喜怒哀乐。我们家在村头，接近二塘河河道，挨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溪，三哥家在地势高一点的地方，算是村子中上部。我常坐在家门前，看到他下班路上，用输液用的空盐水瓶，到附近的果花村村口的店铺，打一斤散装白酒带回家去。他赶集时，也喜欢在场坝上喝酒。在镇上上初中那几年，我多次看到他，要么在新合街上，要么在火车站附近，更多的时候，是在比女街的铁路桥边，用一个小板凳坐着，一边吃烤臭豆腐，一边喝酒。铁路两边，摆满了各种售卖的农产品，有的甚至摆放到铁路上来，见到火车来了，才会火急火燎地搬出去，火车一走，商贩又潮水一般涌过来，相互抢占有利地位。整个场面忙而不乱，却乌烟瘴气的，三哥身处其中，悠然自得地品着小酒和美味。豆腐一块钱五块，被木炭烤得黄橙橙的，表皮起了硬壳，用手撕小，蘸着用各种香料调和着的辣椒粉吃；每一块都没掌心大，三两口就能吃完。一会儿工夫，吃十块八块钱的，一点问题都没。三哥偶尔会看到我，背着个书包，屁颠屁颠从火电厂方向走来。他没看见我，我就不叫他，自己悄悄走过去，只有一次，被他远远瞧见，招手叫过去，坐在身边，一起吃了一顿，两个人吃了差不多二十块钱；那年月，钱还管钱，我一个学期下来，零花钱也没二十块呢。他愿意分享，我却吃得心疼。

　　说话间，三哥把酒倒回瓶子里，问我歌曲好不好听，我笑而不语。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港台歌曲，不是很喜欢，情啊，爱啊，吻啊，感觉离生活好遥远，一点都不真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大陆时下流行的西北风，满大街都是《信天游》、《黄土高坡》，要不就是《就恋这把土》或《命运不是辘轳》。一盘磁带听完，三哥换上另一盘，一个女声清脆悦耳的声音传出来，触摸着人心里，最为柔软的部位。

　　“谁唱的？”我问。

　　“邓丽君，”三哥说，“刚才那盘，全是香港四大天王的，还有一盘，才是大陆歌星唱的。”

　　“哪里买的？”

　　“不是买的，是买录音机人家送的。”

　　“录音机哪儿买的？”

　　“水城。”

　　“我都还没去过水城呢。”

　　“以后去买东西，带上你一起去。”

　　“好。”我说。

　　不过，三哥的这一诺言，从未实现过，一开始，是我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再后来，是永远都没有机会了。我忙，是为了读书，在离家五十多里外的威宁县城。三哥是忙着在村子对面的磷肥厂做活路。他没上过几年学，或者说小学都没有读完。在村子里出生，在村子里成长，有点力气了，跟着大人种玉米、小麦、土豆和水稻；再有点力气了，通过亲戚的关系，去到国营的磷肥厂做各种各样的重体力工作。有时是提着锤子把大块大块的矿石敲碎，有时是把矿石用手推车，一车一车，推到烈焰滚滚的火炉里，更多的时候是做包装工，带着一个白色口罩，站在球磨机下，将粉尘一样灰白细碎的成品磷肥包装好，又通过手推车，送到仓库一层一层码起来。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度过了青春期并恋爱、结婚、生子和养家糊口的，只是日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上高三的时候，磷肥厂已经停业倒闭了，三哥一家已从村子里，搬到磷肥厂上面的小山坡上居住，那儿开办了许多铅锌厂，十几条红砖堆砌的烟囱，在松林里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铅锌的冶炼过程，都是开放式的，每一根烟囱的滚滚烟尘里，都裹挟着细碎的黑色砂砾，纷纷扬扬洒下来，山上的花草树木、附近人家的房子、庄稼地，都覆盖着一层黑。三哥在这儿帮人看守厂房，这儿离三嫂的娘家，才隔着几块地。

　　这些，是我从县里回到村里后才知道的，小武用他拉客运营的三轮摩托车带我去三哥家。我们跨过水大铁路，穿越倒闭的磷肥厂，在松林对峙的山路上，七弯八拐跑一气，才看到路旁有一所用水泥砖、石棉瓦和油毛毡临时搭建的狭小低矮的住所，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到乌蒙山的某一个山旮旯里；与三哥在村里居住的石墙瓦房，差了几十倍；紧挨着铅锌厂的炉子，又被一堆又一堆的黑色炉渣包围着；相连的两小间，一间大人住，一间三个孩子住——在我没回家的某一个时间段，三嫂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字是三哥自己取的，叫宫熊——三哥和三嫂都不在家，只有三个孩子在离居所不远的炉渣堆边自得其乐地玩纸板游戏，脸上只有汗水流过的地方是白的，近乎蚯蚓在脸上爬过，黑得炭炭一样，像非洲儿童。见有人来，他们赶忙围拢过来，给我们开了门。小武和我，在红砖堆砌的火塘边坐了一会儿，每人吃了一个他们烧熟的洋芋。四下看，他们的床铺和所有餐具，都用塑料薄膜盖住，薄膜上，也是一层细碎的黑。问了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后，我就和小武离开了，但一路上，心里都很不好受，且不安，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三哥的身体，十分不利，听说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了。

　　“三哥一家，应该搬回村里去住的。”我对小武说。

　　“没有办法，”小武说，“看守厂房，只能24小时住在这里。”末了，他又加一句：“为了生活，没有办法。”

　　这是我最后一次，实地了解到三哥的生活情况。后来，我因为学业和工作，离开了故乡，一走就是二十几年，对三哥的生活与身体情况，多半都是听别人说起的。因为污染严重，国家关闭了所有铅锌厂，村里的劳动力人口，又转移到洗煤厂、焦化厂、钢铁厂等污染相对轻一点的厂矿去工作，且都是在尘土飞扬的露天场所，做最繁重的体力活，三哥也一样，加上酗酒，身体很快垮下来。天气冷一点，或者雾霾大一点，三哥都咳嗽得起不来床，喉咙里丝丝拉拉的，似乎气管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着，气怎么也喘不上来；再后来，就算天气晴好，三哥从村口的我们家门前，回到自己家里，都要在路上，歇好几回气。从镇上的医院到六盘水市里的医院，三哥都去看过，但疗效甚微，直至连神医也无力回天的地步。风风雨雨中，三哥体验着人间百味，岁月葱茏，冷暖自知，且一如既往地沉默应对；唯一让他略感欣慰的，或许是三个儿子都在百毒不侵地健康成长。那个叫宫彪的，后来还来到我工作的城市，与我生活了好几年。

　　“你爸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三哥的儿子说，“他在最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录音机的喇叭。”

　　“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三哥的儿子说，“找来螺丝刀，打开录音机喇叭，发现里面藏了几百块钱。”

　　这些钱，是三哥私藏了买酒的，为让他能多活几年，三嫂和几个儿子，都禁止他再饮酒，他还是想尽办法，自己存点小钱，在他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买一点，偷偷喝下去。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让他能一饱口福，也为了用酒精减轻他身体的痛苦，家人买来各种好酒，让三哥想喝就喝时，他却再也喝不下去了。

　　三哥生于1969年，卒于2011年，全名叫宫崇泰，是我大伯宫立永的第三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