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1

　　一九九九年的九月，一个成熟的季节，孕育了许多年的梦想，在这个秋天启程。十年寒窗苦读的日子，终于被卸在了身后。只身一人，背着和自己一样简单的行李，在父母的泪眼中故作坚强地从故乡的大山里走出。怀揣那张单薄的录取通知书，人生的命运终于在这个九月挤上了去毕节农校的末班车。

　　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走过毕节的街道，在这比故乡那座小城大许多倍的城市，自己一颗欣喜的心在那些高楼大厦中穿行。座落在德沟河畔的毕节农校，以它简单而宽容的胸怀接纳了我的到来以及我后来在这里寻求梦想的三年。由于我们这一届是招生并轨的第一年，属于再也不能端国家“铁饭碗”的第一届全自费不包分配的中专生，当这个铁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时，颓废与消沉顿时在我们这届学生中漫延。还好，从小就在泥土里长大的我，并没有被这种思想所侵袭，而是认真地对待每一门课程。现在想起，这也许和自己从小就和泥土以及泥土里的庄稼打交道有关，从小就吃苦，习惯了。

　　中专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初中学习生活使人压抑，相对来说自由一点。空闲之余，总喜欢在校园里溜达，正是这一溜达，才和文学这个词有了点点靠近的距离。那个假日，当溜达到教学楼“文学活动室”、“《农苑》编辑部”的门前时，看到几个编辑在忙着编排和誉抄稿件。一番交谈才知道，《农苑》属于学校的校报，当时许多校报已经是电脑排版了，但《农苑》报依然保持着创刊时手抄办报的传统，这也成了当时毕节农校办校报的特色。《农苑》报的编辑不但要看稿、改稿，还要将审核好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到版面上去，工作量很大，特别是编辑写字得有一定的功底。在这难得的休闲时光里，他们放弃了外面的蓝天白云，他们热情似火的劲儿和誊抄好一篇稿子后那种高兴的样子，深深地烙在自己的心底，“文学活动室”那面牌子里的“文学”两字悄悄地在自己的心里萌芽。于是业余时间喜欢涂鸦文字的我，便提起了手中的笔，试着给《农苑》写稿和投稿，在数篇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石沉大海，以及编辑们给自己指出不采用的问题后，在他们的指导和自己的不懈坚持下，后来终于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虽然《农苑》校报是内刊，但自己还是高兴了很久。

　　那时，校报的编辑都是学生，上一届走了，下一届接着办。九八级同学离校后，自己居然很不自量力和鬼使神差地当上了校报编辑。也正是当上了编辑，才感知了办报的苦和乐。 每期报纸写出征稿启事后，稿子收得差不多时，便开始看稿。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不但要认真的检查作者文稿中的错别字，还得看文稿的主题思想、段落结构、感情表现等内容。这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看文章是否是抄袭的，因为那时在校报发表文章是要加操行分的，而操行分又和奖学金挂钩，所以有的同学便当起了“文抄公”，将别人的东西挪为己用。由于自己坚持不用这样的稿子，因而得罪了一部分“文抄公”。看好稿子选好稿子，按版面和字数排好版后，便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将稿子誊抄到版面上，书写不能用行书，只能用工整的仿宋体抄写，常抄得腰酸背疼的。有时双手抄了一天后，抬都抬不起来。

　　但那些快乐总是冲淡着生活的苦。

　　在“文学活动室”那小小的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来自赫章的邹岩主编，完全失去女生的娴熟和宁静，一副男孩子的性格，幽默的玩笑时常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笑声，扎实的写作功底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总让我们敬佩。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毕节男孩范俊杰，当时任副主编，总是在眼镜背后用一双睿智的眼看我们的疯笑，而后大做文章。还有来自大方任副主编的颜登席，总是用散文诗讲述着他内心的世界。而另一个从威宁来的副主编的赵德超，总是用张狂的个性诠释着生活的快乐。每当抄写得很累时，大家的一番玩笑和一阵歌声，时光便又变得不再那么寂寞和劳累；大家对文学的相关话题的争执和理解加之作者们高兴的来访和交谈，双休日便又变得那样的轻松和快乐。为办好每一次文学笔会，大家总是尽心尽力，把它当成了一件最神圣的事去做好。在笔会上大家放声高歌、声情并茂的诗文朗诵、放纵心灵的那些画面，定格在了我们这群向缪斯靠近的信徒身上。

　　一期报纸审核校对后印刷时，一帮人便从德沟坐着颠簸的电三轮赶到城里，找到打印店，开始印刷(其实是复印)。当大家看到辛苦了很久的报纸印出来后，总是捧着这散发油墨清香的报纸，细细地来一番仔细打量和快乐的体味。

　　曾记得那次，当报纸印好后，月亮已经升上毕节这座城市的天空，几个“疯子”就着啤酒下完臭豆腐干后，在三轮车夫对我们不坐车的“失望”中，微醉着一路唱着歌走回校园。离开毕节农校这么多年了，总是还记着那晚毕节的月亮很圆很亮、那晚的臭豆腐干很香、那晚怀里抱着《农苑》校报的我们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