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6

　　二弟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用电三轮拉粪准备来年春耕时，忘记刹车侧翻了，一头撞在石头上，右腿被撕开大口子，不晓得伤到骨头没有。

　　记得那天是周末，寒冬里的高原小城，阳光正暖，我和妻正为一些生活的琐事忙得焦头烂耳。二弟打电话时，五舅正从老家开车拉着父亲往城里赶，叫我赶紧想办法接父亲去医院抢救。

　　这些年，我在高原小城上班，二弟在乡镇工作，三弟在贵阳一个乡镇工作，老家只留下父亲和母亲居住。62岁的父亲和58岁的母亲把老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种着几亩薄地，喂几头耕牛，养几头年猪，生活的苦并没有因咱三兄弟吃上“皇粮”而改变。

　　母亲身体不好，常年药罐罐不断，风湿、腰椎、骨质增生，老年人的毛病母亲都有。“身体就像一辆提前报废的机器，维修费高呀。”母亲说，年轻时不注意保养，过度劳累导致身体损坏严重，到处都散架了。

　　因此，老家的重活苦活就落在父亲身上。

　　父亲为了开春腾出点时间来做其他事，在岁寒三九天开着他的三轮车把农家肥运到地里，不料拉第一车就出事了。

　　三个儿子一个没在身边。父亲用布条勒紧大腿，请五舅开车送县城医院。我和二弟汇合后驾车接到父亲时，他脸色苍白强忍着疼痛。当我们赶往高原小城的县医院检查，医生说影像科机器坏了拍不了片，建议转院。我们又忙着拉着父亲在城里兜兜转转到另一家医院检查。

　　第二家医院有熟人当医生，省去了许多检查时间的折腾。

　　拍片结果出来，幸好没伤及骨头，我和二弟松了一口气。但一尺来长的伤口让父亲疼痛难忍。医生在缝合伤口时，他咬牙撑着不出声，但头上花白的头发里汗水涔涔直冒，顺着额头滴下来。

　　我背着父亲在医院楼梯上上下下，这个倔强的老头开始还不习惯，有些腼腆，不愿意让我背，说扶着就行。

 

　　在医院照顾父亲的间隙，不由得想起这些年父亲吃过的苦。

　　这些年，父亲虽然年过花甲，但身体一向很好，只是偶尔经常出些小状况。

　　以前听祖母讲，父亲小时候，还不会走路时，有一次邻家姐姐抱他玩，不慎跌落在火炉上，红彤彤的火炉在他稚嫩的脸上留下大块伤痕。

　　成年后，父亲挖过煤、开过车、烧过锌、炼过焦，他的东奔西走只为让家里生活更好一些。

　　那些年，父亲“勤扒苦挣”，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

　　大集体时代，为了挣工分，父亲比别人起得更早比别人做更多的活，有一次为了多背粪多挣工分，父亲还和队长家儿子吵架。自然争不过队长家儿子，父亲委屈地眼流直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父亲正年轻，下井挖煤背煤，别人一天挣五元大洋，父亲挣十元，不是他比别人力气大，而是他利用别人休憩的时间背更多的煤。当时甚至过称的老板都怀疑父亲是不是铁打的身板。那时候，每天挣十元大钞，远远比今天挣百元大钞费力多了。

　　后来，父亲帮烧锌老板当烧炉师傅，没日没夜被土法炼锌的火炉烤着，经常汗流浃背，经常红光满面，父亲儿时脸上留下的伤疤映着火炉的光芒，红彤彤如天边的晚霞，燃烧着。父亲用透支的身体换取一家人的口粮。在那国家工作人员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元的年代，在那别人每月当烧炉师傅只挣两百元的年代，父亲每月工资有七八百元，也就是他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活路。他是我们寨子里的劳动模范，只是没人给他发功勋章。由于过度劳累，加上长时间得不到休息，父亲总是在恍惚中工作，在一次为火炉添加煤炭的时候，不小心摔在地上，眼睛被铁锹戳出血来。

　　幸好，父亲这次眼睛没失明，但从此视力下降了不少。

　　后来，有点积蓄的父亲到云南省一个叫兰坪的地方倒锌矿来卖，当时父亲不会办理银行卡，当时最大面额的钞票也只有十元，上万元的钞票父亲只有藏在裤腰带上随身携带，经常一去就是十天半月不回家。

　　他风餐露宿，家人担惊受怕。

　　后来，父亲自己学开拖拉机拉煤炭卖，老家崎岖的山路上，甚至在没有路的悬崖上，父亲驾驶着红星拖拉机突突突地颠簸着，山路陡坡抖散了拖拉机多少零件，也抖散了父亲青春的骨头。有一次，父亲驾驶的拖拉机翻下沟坎，他右手的大拇指也被截断，只剩一层皮还连着，父亲用草药敷着大拇指，甚至都没去医院处理，大拇指竟然奇迹般愈合。

　　常年过度劳累，父亲留下许多隐疾。如今，父亲双手也无法伸直和弯曲；如今，父亲患上了尘肺病，这是常年和煤炭打交道留下的证据，但作为农民工，没有人为父亲的职业病买单，父亲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退休的待遇。

 

　　小时候，父亲在家里的存在感不强。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总是东奔西走，很少在家。在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带我们一起玩。骑在父背上撒撒娇，躺在父亲怀抱里装装样，更是没有发生过的事。甚至哪怕是带我们一起看看录像，或者走亲窜戚也是没有的事情。所以从小，我就和父亲很疏，反而和母亲很亲。父亲在不在家，总是没有感觉，就连第一天上小学一年级，也是母亲一手操心，父亲从来没有过问我上学的情况。

　　我买的第一本书《三十六计》是母亲帮我买的，我上学的新书包是母亲自己亲手缝制的，我的第一次家长会是母亲开的。我的童年大多数时候，父亲总是缺席，我对他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

　　唯一记起父亲的好处，是每年发压岁钱的日子，这时候父亲从兜里掏出十元或者五元大钞，分给我和弟弟们，春节期间咱兄弟也成了寨子里同伴们心里的有钱人。

　　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就是一介农民。

　　父亲并不高大，也不英俊，一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模样。再加上常年不在家，所以对父亲感情很淡，并不像别人家孩子那样粘着父亲。有时我想，我的父亲应该是一个高大的帅哥，或者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但父亲不是。这多少让小时候的我感到失望。

　　所以逢年过节游玩，我们要么跟着叔叔出行，要么独自游玩。那时候我几乎看完了所有香港武侠片，从叔叔那里借阅了大量的金庸武侠小说和其他诸如隋唐演义等小说。

　　小时候，我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跳坎子翻筋斗，斗公鸡头，追逐打闹都有我的身影。在外面惹是生非或者被别的伙伴欺负，我也从不告诉父亲，这些事都是母亲大人亲自过问。

　　小时候，在我家是典型的母严父慈。

　　父亲一直话很少，他总是很忙，总是默默做自己的事情，不会和我们谈人生理想，我也不会和他讲学校里的逸闻趣事。父亲唯一关心的是他怎么挣钱养家。

　　现在想想，父亲最大度的事情就是供咱兄弟读书，对于读书他总是慷慨的，坚决支持的。

　　但那时我想，供孩子读书本来就是父亲职责所在。

　　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一直持续到我考取了师范学校。

　　那时候，在我那穷乡僻野，考取师范学校，是寨子里的大新闻，这意味着或许跳出了农门，成为端上“铁饭碗’的人。

　　所以父亲或许感觉脸上有光，他亲自背起铺盖行李送我去上学。记得那天，父亲帮我在学校处理完上学报名等事宜。他很高兴，在水果摊边买了一些橘子和苹果递给我，这好像是记忆中他第一次买东西给我吃。但当时我并不感激，觉得父亲土里土气，吃完父亲递来的橘子后，也不告诉他，一个人独自跑远了和同学玩了一个下午。据说，那天父亲找我半天没找着，又担心我在城里人生地不熟遇到坏人，急得只差报警。

　　多年后，才发现，不善言辞的父亲其实充满了温情。

　　在我们寨子里，和我同岁的男孩子有十几个，除了我没有一个初中毕业，有的小学毕业就早早打工养家糊口。而我能读完师范专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除了我读书争气的原因，还在于父亲用透支的身体赚钱让我安心读书。

　　不仅我，两个弟弟读书父亲也是倾囊而出。新千禧之年，先是我考取师范学校，相隔不到两年二弟也考取师范学校，那时候读师范每人每年书学费上千元，还有每月每人生活费一两百元，这些经济负担就沉沉压在父亲身上。在对于当时落后的大山里的家庭，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父亲为了多挣钱，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活路，自己舍不得乱花一分钱。

　　后来，三弟读高中上大学的费用，也是父亲一个人顶着，从不要我们出一分钱，也从不说没钱，从不说家里无钱干脆辍学算了。其实我们知道，虽然当年父亲曾也是村里少有的万元户，虽然父亲勤劳苦挣是寨子里出名的，但父亲一生的积蓄大部分都被咱兄弟读书花光了，他自己挣的钱他并没有舍得用多少。

　　正是父亲的坚持，咱兄弟仨后来都成为端上“铁饭碗”的人。现在想想，在我们兄弟成长的道路上，是踩着父亲的汗水前行的，在我们读书工作的功勋薄上，记录着父亲默默的付出。

 

　　随着年岁渐增，父亲花白的头发越来越稀疏，生活的重压让父亲瘦弱佝偻，但父亲依然种着几亩田地，还喂养几头猪牛，农闲还打打零工。口头上他说，一辈子忙习惯了闲不下来，其实我们知道父亲是想帮我们兄弟撑着。

　　父亲知道，我们兄弟成家立业，买车买房，生活开销不少，他自己种点地打点零工，不仅是证明自己还行，还是为了不让我们供养他们吃穿。“除非我扭不动了，否则你们不用操心”，父亲常常这样说。

　　但我们知道，父亲其实是苦撑着的，年过花甲的他身体早已大不如前。

　　这一次开三轮车出事，大半是父亲操劳所致，六十多岁的老人开车怎能和年轻人相比呢。

　　好在没有伤及筋骨，在医院住院一个星期后，父亲的伤口渐渐愈合，他就挣扎着出院了。住院期间，我们兄弟轮换着照顾他。

　　看得出，父亲很是欣慰。

　　平时我们总是工作很忙，十天半月不回老家。我在高原小城上班，生活和工作琐事总是压得喘不过气，时间的重心常常往孩子身上倾斜。二弟在乡镇，也常年在高原小城的家和工作的小镇之间奔波。三弟工作在离家数百公里的省城一个镇上，除了逢年过节难得回来一趟。

　　老家常常只有父母居住，空落落的感觉在所难免。

　　这次父亲出院，正值周末，准备回家陪陪父母吧。父母在，故乡尚有去处；倘若有一天父母不在了，故乡就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