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3

　　从一棵树说起。

　　关于这棵树，我甚至不能正确地叫出它的名字。裸露于地面的根系，足有一株小树大小；粗壮浑圆的主干，直插云霄，苍劲有力；纵横交错的枝杈，茎叶绵密。夏天，绿色的果皮上会长出毛茸茸的细须，季节的催发下，秋天才一点点呈现出内里的果壳，剥开，淡黄的果实像极板栗，但味涩、苦，无法食用。它应该也是栗属植物的一种。老家的山坡上，除了松木，属它最多。因材质坚韧，耐晒耐腐，以前一般用作建材，或当作柴火。我们叫它“栗柴树”，叫顺口了，也就没人再去考究它的学名。

　　每逢夏季，离地一米多的树干上，会流出一股乳白色的汁液，那汁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却总能引来一群不知名的蜂子，整天围着它嗡嗡乱转。小的时候，总是顽皮地拿铲子或棍子去拍打那些蜂，出于“正当防卫”，它们便会在我的脸上或手上留下拇指大小的红肿，以示警告。每次哇哇哭完，隔不了几天，红肿还没完全消褪，又忍不住去拍打，换来的不过是一阵更尖锐的哭喊。人们习惯把需要付出代价或极大努力获得的愉悦称为“痛并快乐着”，但拍蜂这件事上，乐此不疲的我换来的好像只有痛，并没有快乐呀！就是一个傻孩子。可“栗柴树”下的童年，傻也是一个褒义词——可爱，单纯，令人怀念。

　　拍蜂之外，“栗柴树”下，做的最多的事应该是背书。早饭后，阳光三十度角打在“栗柴树”上，细碎的阴影如花纹一般落在母亲身上，配合着微风，粗布外套瞬间变得生动漂亮。喂猪的食槽前，她眯眼看着四五头猪摇头甩耳地咀嚼、吞咽着玉米面和猪草搅拌的猪食，嘴角微微上扬。几只鸡试探性地踱步在食槽边，企图啄食被猪甩出槽外的猪食上粘附的玉米粒。哥哥、妹妹和我，有时帮母亲看顾猪群进食，以免它们因相互争抢，把脚伸入食槽造成浪费；有时就只是在旁嬉戏打闹。这时，父亲就会一手端着他的白瓷茶杯，一手提着一把椅子或板凳出现在我们面前，小声地叫妹妹进屋收拾一下炉子上的碗筷——他的小声，有一种最后一个吃完饭又懒于收拾饭菜碗筷的心虚。然后转头大声问我：“今天早上书背得怎么样啦？”我一般不会回答，而是快速进屋拿出课本，翻到早上背的篇目递到他手中，开始背诵。少数时候篇目过长，没能背熟，父亲会稍加提醒，提醒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表现出不满，甚至呵斥或责骂。偶尔责骂过于大声，奶奶就会拄着拐仗，从小叔家的堂屋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她担心父亲动手打我。父亲对我们一向极为严厉，在我们身上，他完美贯彻了“一朝之计在于晨”的说法。天一亮把我们叫醒，告诉我们：有该记、该背的，趁早晨空气好，利于记忆，赶紧拿书出去看。于是我们拿着课本消失于田埂或山林，又在母亲高亢的呼唤声中回家吃早饭。也正是父亲的严厉与督促，小学毕业，初中课本要求背诵的所有古诗和文言文，我已熟稔于心，即便对它们的意思只是一知半解。

　　现在想来，假如我们不长大，父母不衰老，就那样暖阳轻照，微风扫眉。院子里鸡鸭漫散，家畜哼鸣，一家人能够围坐在一起，老汉粗茶半盏，听小儿诵诗，慈母牵针引线，看丫头戏水，还有一个老太太“笑不露齿”，已足够幸福。但生活的秩序里，哪有假如一说！

　　门前的老树始终缄默不语，它把一切尽收眼底，变成心里的秘密。而它的秘密，我们却知之甚微，比如它的年龄。“我小的时候，它就是这般大了”父亲曾这样说。的确，从我有记忆起，它就一直保持着不变的模样，几十年如一日，安静挺拔地矗立在老屋前。春华秋实，夏雨冬雪，仿佛从未再生长。只有老屋传出的窃窃私语，会让它轻轻摇曳，抑或哗哗作响——争吵，像秋天果实的迸裂。

 

　　老屋里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关于奶奶的赡养问题。

　　爷爷过世后，奶奶一直跟随小叔一家生活。刚开始的几年，身体还算硬朗。生火做饭，拾柴喂猪这些简单地活还能干。但树有枯荣断死，人有生老病亡，何况人的命，始终比不过一棵树那么坚韧。屋前的“栗柴树”历经几代人而愈发葱茂，奶奶却日渐消瘦，岁月一点点抽干她的水分，疾病尾随缠身。跟所有老人一样，一月三小病，三月一大病。年纪大，坐车不便，只能开药或请医生到家里治疗。恰逢小叔家要生第三个孩子，而计划生育风头正紧，他们夫妻打算去外务工。

　　父亲决定让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二哥亡故，四弟杳无音信，大哥家住着丈母娘，五弟因孩子选择外出，剩下的只有自己。他的这个决定，与心底的“死结”有关。“……我最难过的就是你爷爷，一天福没享，就走了……”声泪俱下。第一次看见父亲哭，绞尽脑汁也没能回想起他当时提及爷爷的前因后果。眼泪像拉闸的洪水，瞬间把一个儿子内心的愧疚与遗憾齐刷刷地冲向我，巨大的震撼覆盖在我的记忆节点上，留下的只是：这个严厉死板，钢铁一般密不透风、坚硬无比的男人，居然会哭！“子欲养而亲不待”，他不能在奶奶身上重蹈覆辙。

　　母亲不乐意了。一向声微的她，提高嗓门质问父亲：为什么都没有商量，就断然做了决定？为什么不考虑她的感受？强势的父亲并没有强行让母亲接受，而是一反常态，轻言细语地说服母亲。父亲虽脾气暴躁，不等于不明事理。婆媳关系，这个困扰人们千百年的问题，即便放在两个性情温和的女人身上，父亲也心存担忧。

　　母亲妥协了。一个温柔善良，听别人诉苦都会兀自流泪的农村妇女，是很容易被说服的。即便后来的相处中，她和奶奶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譬如她会向父亲抱怨奶奶老是不听交代，一个人偷跑出去，饭点还不到家，只是为了拾一把可有可无的柴火，让人忧心；还会在饭桌上给奶奶扔过去一个不解中带点哀怨的眼神……但奶奶的衣食住行，她却照顾得很好。奶奶偶尔也会私底下跟我说：“你妈，瘦得跟个‘干鼻猴’一样。刚嫁来的时候，啥也不会，连猪草都要我帮忙找。现在还看我不顺眼了，等着吧，有一天她也会当婆婆的。”也类似一种抱怨。“干鼻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动物可以比拟一个人的瘦削，奶奶每次说起，我都止不住地看着她傻笑。话虽这样说，但奶奶从不和母亲挑刺，就连母亲扔给她的那些眼神，她都视而不见。这让我觉得，她们之间的那些不悦，仿佛是为了证明“婆媳问题永远存在”这一话题，相互之间配合的一场表演，极为默契。

　　“演出”并未持续几年，奶奶又一次被病魔按倒在病床上。没有确诊的大病，但打针吃药挂吊瓶都没能再让她好转，撒手人寰。奄奄一息之际，据说奶奶一直轻唤“小芬小芬”——那是母亲的名字。母亲跪到床前，把手递过去。两只手握在一起，像两条相互谅解的河流彼此交融，只不过一条渐渐失去了生息，另一条哭得波涛汹涌。

　　密集的悲伤过后，老屋的门应声关上，透过记忆的窗户，生活的碎片犹如剪辑好的电影镜头，一帧一帧闪过。身着黑色长袍的奶奶，坐在冒着青烟的灶火旁，手执竹筒憋足气，试图吹醒火塘里的焰苗。鼓起的腮帮上抻平的皱纹，伴随着呼气慢慢堆叠回去，松松垮垮地挂在脸上。弯曲的笑意，透过光柱和烟雾，荡漾于面庞。凹陷的眼中洋溢着深邃的慈爱，一副可亲的模样。我无数次在梦里见到这副场景，想象她还陪在我们身边，吃饭睡觉，说“干鼻猴”，又无数次在梦醒时别离。

　　熄灭的灶膛吹不亮红色火焰，相框中的人留下灰烬的黑白底色。

 

　　父亲把新家搬到了县城。

　　搬家，更像是完成一种仪式。选定的“黄道吉日”，宾客纷至沓来，高朋满座。父亲一洗严峻的表情，久违的微笑像无法收回的涟漪，在脸上一圈圈荡漾出去，即使喝了很多酒，醉意里也流露着深深的喜悦。当天去过新家的亲戚朋友，一直说：“这房子真不错！”是的，房子真不错，而不是家。物质泛滥下，一间漂亮的房子似乎足以等同于一个美满幸福的家。落差让我觉得，那天只有父亲的欣喜是真实的，像落地窗上崭新的阳光，可以触摸和感受。

　　短暂的欣喜过后，新家里很少再凑齐一桌吃饭的人。父亲回到乡下继续做他的教书匠，母亲一边照顾我们上学，一边分心看顾家里丢不下的土地和庄稼。只有逢年过节，一家人才能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聊天。有时在新家，有时在老家。

　　多了一个家，又像少了一个家。

　　宽敞明亮的房子里，缺少了某些东西。煤气灶和电磁炉替代了烟雾缭绕的火灶，没有烟熏雾绕，清晨和傍晚不再涕泗横流，偶尔的泪水不过是思绪飘回昔日的云烟，寡寂的落寞分泌出悲伤的液体。没了鸡鸣狗叫，钟表的指针机械地循环着与齿轮的契约。

　　夏日里忽然消失的蜂子，它们应该也曾回到“栗柴树”上，就如我偶尔回到老家。我们总是不能相遇，错过的是它们？是我？或者，我们同时错过了，一个顽皮的孩子。生活一如既往地向前，在看不见的地方，一定有什么牵引着一切。

 

　　母亲节，和母亲聊到她快要当婆婆，想起奶奶那句：“等着吧，有一天她也会当婆婆的。”不禁感慨，这一天是来的太晚还是太早。

　　依稀觉得，那个因牙齿脱落而嘴唇凹陷的老人还安静地坐在堂屋里，柴火在她身旁劈啪作响，滚烫的开水随着焰火的升腾不时从锡壶嘴里喷薄而出，像烈日下的海水拍打岩石，又溅落。她坦然地放任眼前的较量，水和火在一个人的暮年完成了某种兼容。她的目光，波澜不惊地伸出门外。院坝里，儿媳在剁猪草，菜刀在她的右手中上下起舞，按捏猪草的左手配合着刀影极速闪退，好让分离出来的茎叶保持在一厘米以内。看着她，像看着年轻的自己，青春的花朵又一次绽放，奶奶微微一笑。儿子还扶着锄把站在他刚栽的小树旁，他的背比手里的锄把还要挺直，目光坚定，有神，充满希望。远处，孙子和孙女正追逐打闹，像一株株奔跑的树苗，青涩稚嫩，活力四射。

　　一切如此清晰，又缥缈。曾经的儿媳即将成为婆婆，并于将来的某一天被一个咿呀学语的孩童第一声“奶奶”唤得潸然泪下。奔跑的“树苗”就要跨上三十的台阶，而挺直如锄把的男人在他弯腰的同时获得了不为人知的平静和喜悦，像崭新的阳光，没有任何褶皱。总以为是生活太过仓促，推着我们匆匆向前，其实一切按部就班，来得刚刚好。

　　就像现在，时间落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十四点三十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