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顽童曹永
作者：◆◆王新军 时间：2013-03-26 阅读：491
大约是三年前吧，我偶然看到了一篇感觉十分不一样小说——《愤怒的村庄》，它语言风格相当硬气，甚至在叙述到某些场景的时候，笔法显得有些锋利，这样的小说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看到了，因此我特意留心了作者的简历。简历的确很简——曹永，1984年出生，贵州威宁县人。这就是我对一个年轻小说家的最初印象。此后的不期然间，又看到了同一作者的另外几篇小说《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两棵姓曹的树》等，它们给了我同样的阅读感受和审美冲击。那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明显的感觉——我是不是真的已经有些老了?虽然那时我尚不足40岁，依然混迹于70后的创作群体中，但当我连续读到了那三篇小说之后，我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悄然远去，而真正属于曹永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那时候，我对所谓的“80”后的写作并不是很看好，总觉得他们中的所谓代表，除了会讲几句骂人的脏话之外，就是在市场的驱动下熟练地掌握了抄袭和拼贴的技巧，逢场每每作戏，怎一个“秀”字了得。他们由此引发的一些被不谙事者的追捧，事实上与文学无关。除了愚弄和娱乐以中小学生为代表的大众，没有别的。他们那些所谓的创作，并没有为文坛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叫人非常讨厌的一种现象。是曹永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我对“80”后的这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看法。
我期待着曹永，也期待着真正“80”后创作群体的出现。
去年3月，我去鲁迅文学院参加第十五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习，报到的头天傍晚，在鲁院新教学大楼大门口，碰到了两个并肩出门的同期学员。见到我，其中一个随口问了我一声，大概是姓甚名谁之类的话，我马上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并补充说是从甘肃来的。接着他又说，你是老师吧!我说不是，是学员。然后就相互握手认识，之后他们便出门买生活用品去了。这个和我搭话的瘦长小伙子，就是贵州的青年作家曹永。
开学没几天——大约是开完小组会的第五天，听说曹永因为身体不好住院了。这才使我联想到初见曹永时他那有些发黑的眼圈和青色环绕的嘴唇，虽然他的脸形给人棱角分明的感觉，但却时不时流露出一些难以掩饰的病容。于是去找班主任孙吉民老师问情况，孙老师说，曹永已经再三强调说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还一再叮嘱不接受学院老师和同学们的探视。但回头我还是和本小组的同学合计了一下，让曾经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吉林诗人杨树代表我们小组，去医院看望了曹永。
接下来的几天，偶尔能看到病中的曹永从医院回到鲁院，去食堂吃专门为他做的病号饭。此时的曹永，脸上的病容已经十分明显，但询问起来，他依然是那种无所谓的样子，不是三言两语的应付一下，便是轻描淡写地说，过两天检查一下没啥问题我就可以出院了。但我还是为他担心，因为当时听说学院已经准备让曹永休学回家治疗了。再者，倘不是大病，北京的医生能让他住院吗?当时我觉得学院和曹永都在瞒着我们。
好在二十天后曹永真的出院了，我先前的担心，也去了大半。后来才渐渐知道，曹永前些年因为生计和写作，生活没有规律，更有晚上干活白天睡觉的习惯，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午饭晚饭加在一起。饮食的极不规律，让他本就单薄的身体开始一次次起来造反了。那次出院之后，只要见到他，我就要唠叨几句，不是要他保持正常的作息，就是嘱咐他一日三餐必须按时按点吃。因为在这方面，我也是过来人。写作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完的事情，偶然地加个班可以，长期那样便不可取。对于小说家而言，有时候耐力比技巧显得更加重要。耐力就来自身体这个“本钱”，身体不行了，还怎么写?曹永或许念我是老大哥，每次都点头允诺，但我知道，他坚持的并不好。后来我想把自己习练的健身“五禽戏”教给他，但他只跟我做了一次，以后早起在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晨练的时候，我们再没有相互碰到过……或许是我们都坚持的不太好的缘故吧。
几个月同学下来，我发现曹永性格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拧”。他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哪怕这认识和看法明显地偏颇，因此而受到别人的责难时，他也不以为然。曹永有很好的对语言的感觉，从写小说的角度讲，这当然很重要。这种对语言的良好感觉，会使他的小说一起步就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但对于一个将要长期从事写作的人来说，这又很是危险。因为这样的创作状态一旦停顿，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甚至永远无法恢复。这方面，当代作家中写过《棋王》的阿诚就是一个例子，“三王”之后，阿诚便几乎远离了文学。是他不想写吗?显然不是。他曾私下里对他的好友魏心宏先生说“永远写不出来了，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在鲁院学习期间，我又重读了曹永的那三篇小说，还有他后来的三篇新作，因为当时我听他自己说，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写小说了，说是面对一个题材，没有感觉了，常常有不想写的惰性情绪。也正是这句话，让我有了些许的担心。一个刚刚起步而且起点很高的写作者，难道真的会昙花一现?我真的在暗暗地惋惜。
有一天午饭后，曹永说有一篇“旧作”写完了，想传过来让我看看，我兴奋地要他马上发了过来。我快速浏览了一遍，那是一个过万字的短篇，那种我熟悉的语言的味道——那种曹永所特有的味道还在，人物也还是那些偏远山乡的小人物，事件也还是那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我又看了一遍之后，马上拨通了曹永房间的电话，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说你对语言的感觉并没有消失，只是你不愿意长时间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叙述方式和语言节奏来讲你的故事，但是——你必须用一种方法把语言关闯过去，一旦语言被你操练稔熟之后，你再怎么写，写什么，都会得心应手。但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对我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
放下电话，我猛然想到，这不就是一种焦虑吗?这种焦虑似乎很多作家都有过，它在作家创作的某个时期——进入上升期的某一时段，就会悄悄潜入，用它那无形之手来厄杀创造者的激情。这种焦虑形成的因素会有很多，也因人而异，但共性的地方也不少，譬如寻求突破避免自我重复，譬如寻求生活和创作上的某种依靠，譬如对大题材的处理手段捉襟见肘，譬如对冲刺同龄写作队伍前沿的困惑等等。总之，一个人到了这时候，考虑的事情突然开始变得多了，常常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小说了……这就像一个人正在上坡，却不断有东西压在他的肩上。这种负重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应对不好，会毁掉已经成就的一切，最终使这个意志薄弱者垮掉。不用纵观历史长河，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俯拾皆是。
后来，在我们鲁十五社会实践活动行至贵州赤水时，在一家靠近江边宾馆四楼的房间里，我把这些话用另外的方式与曹永进行了一次长谈。因为这次几乎彻夜的长谈，早上我们比约定乘车出发的时间足足迟到了十分钟，并因此受到了教学部老师的批评和同车同学的高调戏弄，我都愉快地接受了，毕竟是有了那一夜酣畅的长谈呵!献之先生雪夜访戴，吾与曹永雨夜长谈，二事虽逾两千载，但这都是叫人倍感幸福的事情呀。
那次长途旅行返京之后，曹永的身体似乎是重新接上了地气，气色慢慢好了起来，还时不时看到他与同学相约，去北京一些著名的地方。我们也曾一起去过奥林匹克公园，绕着鸟巢看热闹。还去潘家园淘过两次书，淘到背不动为止。从心底里来讲，这些应该是我2011年那个夏天最为欣慰的事了。曹永的出现，常常让我想起我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的同学田永(田耳)，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执拗，都有一些侠气，因而都让我莫名地产生一种情同手足的亲昵。
在我们学习快要结束时的一次学员作品集体研讨中，除了被指定研讨的五位学员之外，我专门针对曹永的小说创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惊叹于他对语言的感觉。在我了解的80后写作者当中，曹永算得上语言天赋最好的一个。他像一个身居山乡的大龄顽童，一直在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他所经验的贵州偏远山乡的人和事。他的叙述是锋利的，像粗粝的山风穿过莽莽野林，你能听到那种属于金属的声音。曹永现在应当保持的，就是这种对语言的感觉和对山乡生活不停顿的书写。如是十年，必成大器。”
在我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完这段话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曹永早在我发言之前就已经离开会场了。
事后曹永这样问我，班长，听说你在研讨会上表扬我了?我说没有，我只是不想让你忽略了自己。
鲁院四个月的时间并不长，对我则更是倏忽之间。北京一别，虽然没有“此去经年”之感，但我与曹永一个西北，一个东南，能够见面的机会想也不多。总之联系与问候还是不断的。但我们似乎从来不谈文学。是呀，人生到了这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早已了然于心，能有性情相通者偶然地闲聊一二，着实已经是琐屑生活中十分快慰的事情了。
在这别后的一年里，曹永的工作终于稳定了，身体也渐渐好起来了，每次通话中，都能听到他不断上升的中气。他知道我有玩核桃的小嗜好，春天的时候寄了一对当地产的小核桃。他怕我硌手，把凸出的部位几乎全给磨平了。我收到之后，哭笑不得地给他去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两头双双笑了。我现在手中把玩的一对，是曹永后来又寄给我的，这一次，他没有磨。
原态的东西，握在手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