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2

　　父亲那辈人规矩比天大，比方说，人给你递送什么物件，要半挽袖口，露出双手，以示人洁。母亲说，父亲常常将自己的手腕上的衣服往手臂上挽，他在外头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夏天是这样，冬天还是这样，像个怪咖。还有他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前坐着一定将双腿紧紧并拢，泛着青筋的双手恰如其分地十指交叉环抱着双腿，像闺房里的姑娘在做出嫁准备一样。                   

　　爷爷说，父亲少时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读了12年的小学，最终却也只有三年级左右的知识水平。后来18岁娶了母亲，次年得了姐姐，姐姐出生那天时逢大雪，还未到后半夜整片大地便银装素裹，伴着摇曳的灶火，呼呼的风雪声，姐姐出生了。

　　父亲在外地打工，只说是帮人家拉瓦，用的是自己家的马。那是我们家唯一的牲畜，也是所有的生活来源。村里接生的是我本家人，属于父亲的叔叔辈，那人时常倒卖些药材顺道儿也救治牲口和人，当然也兼职帮人接生，接生这活计最讲究的地方在于除去医药费之外还能额外获得些红礼，村里人说见了女红不吉利。

　　姐姐出生那天，父亲驱车鞭马，夜以继日足足赶了两天的路程才回到家里，忙不得人饥马饿，一路上欣喜若狂，和那老马聊的不亦说乎。

　　父亲说“闺女出生都两天了，再不赶快，一村子人都看过了，就没见过她爹，往后跟自己不亲，真就是没地方后悔去了”。

　　回到家顾不得脚上、耳朵上、手上的冻疮，只草草地用松树枝拍打过身上的凝冻和积雪，老马在院子里呼呼喷吐着热乎气，父亲则着急忙慌地抱着闺女朝火塘边上蹿，那儿缓和，也够亮。母亲后来常说姐姐那执拗性子全怪沾染了父亲和黑马的脾性，好生生的闺女，硬是练就成小子，而小子则软趴趴的。

　　父亲把姐姐抱给黑马说，老子排倒数第二、马老弟你排倒数第一，真不算亏待你。马见了闺女缓缓的退了步子，鼻息收敛，黑马低下头马鬃毛一直骚挠着姐姐的额头和鼻子，只几天的娃娃也晓得笑了。

　　他们说那年春节是父亲一个人的春节，每天抱着闺女东家蹿到西家，村南走到村北，这个浓眉大眼的闺女，像个天外来物，让自小就感觉低人三分的父亲，倏忽地涨了两分，余下那一分等开春后，才行。

　　为了最后的那一分，父亲开春不久便走了，那时樱桃花刚带着花苞，是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临走时交给母亲200块钱，黑马喂养的精壮。

　　这次出门是托接生的本家叔叔揽的活计，他四处倒卖药材认识不少人、也施恩过不少人，村里多数的活计都是他给揽下的，逢年过节家里知事的人都会去踏踏他的门槛，问候他些健康冷暖，盼着开春谋个出路，问条钱道儿。

　　父亲这次做的活计是帮人拉煤，因为他有马所以给的工价比较高，住的也是单独一间的屋子，屋里就他和黑马，想着只要每次能多拉一背篓，一个月就可以给闺女照张相了，两个月可以买些衣物。

　　其实，不仅是黑马多拉连父亲也被监工安排了背篓，父亲倒也乐意，总之，能多挣钱怎么都是好的。

　　就这样一个月风雨兼程，除开照相的钱兜里还能剩些，父亲请了一天假，半骑半拉半就着来到十多公里外的街上买了些面条，一些马料、还有邮票和信封。

　　信是父亲自己写的，歪歪斜斜的下笔极重，像是每一笔都用刀刻似的，现如今泛黄的信笺上还大洞小眼的呢。信里问候了爷爷奶奶健康、家里春耕情况，信中没有跟母亲过多的寒暄只说“带闺女去照张相，然后寄过来，里面的钱足够，尾页落款歪歪斜斜地写着父亲的名字。

　　父亲一周之后和黑马来到邮局并没有收到母亲的来信，虽是心急但也无可奈何，邮局工作人员只说“查无此人”其余的便不再说。撤身回到半路，思而又想便又来到邮局，满怀愧疚的跟黑马商量“咱们哥俩儿，忍忍再给家里去封信”。这信费了一个小时才写完，信里内容不多仍旧歪歪斜斜的写就，文字带些责备的口吻，信里又夹带了五元钱，后邮局工作人员指示，寄钱和寄信是两种不同的信封，要是寄钱还需在买一个信封。父亲果然再买，工作人员卖了信封还指导了父亲信中的错别字，和逗号，句号等问题。

　　时间再过半月，父亲和黑马期待着一路上哼哼唱唱，怎么想这信都该到了。果然，信来了。一只大铁桶里几百封信，还不能给人翻乱了，说是按区域分拣才能找到。故此，父亲白当了一天的邮件分拣工，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霞光沿着满是灰尘的大山覆盖而去，将黑黢黢地煤山染上一层浅浅的粉红，显得不伦不类。

　　父亲和黑马沿着河边往回走，十几里的路程，得先要赶累了脚程才能骑马。父亲拿着那张彩色照片看着照片上闺女的笑如同岸边绽放的野花一般烂漫、更如头顶绚烂的星河一般璀璨。

　　父亲更拼命了，看得连吃人斤两的监工也不忍心了，年仅20多岁的小伙子这么折腾会坏了身体。父亲开始加重脊背上的重量，黑马也增加半数，到后来父亲开始频频的更换背篓。

　　又是一年大雪，今年的父亲一改往日的容颜，换了新衣服新裤子，马车上也备齐了年货和女儿满周年的礼物，那是一把塑料的左轮手枪，姐姐玩了三年之后我出生了，手枪轮到我手里。父亲给爷爷奶奶也买了衣服，给母亲买了花背衫是绣大红牡丹的。母亲自然有诸多的怨，但当着爷爷奶奶也不好发作，便不让父亲上床，足足折磨了一周时间。母亲见他装着模样的可爱便也放过了他，后来父亲才总是说“先给你妈买”。眼见女儿长大，母亲提议她也出去打工，就此姐姐便托付给了爷爷奶奶。

　　这年，却不是倒卖药材的本家叔叔给找的，是那吃人斤两的监工主动说的，那监工50不到，黑煤窑是他儿子开的，他是个哈尼族，皮肤黑的发亮、牙齿白如皑雪，他喜欢父亲的踏实肯干，脑子不活络，心眼子不多。所以还给父亲留了位置，这次父亲回去老监工又给加了钱，但那间屋子却不再给父亲和大黑马住了。监工照实说“少年夫妻，最忌讳住别人家了，我给你们找找看”。不久确实找到一间，半山腰上的石棉瓦房，像个孤魂野鬼一样悬在半山腰上，除却没有屋顶之外还算可以，而且还有一间石棉瓦盖的厕所。因为是初春，黑马便就地拴在门外的树上，此时地上全是青草，父亲也将栓马绳放长远了，黑马在夜间也可尽情地吃个饱足。

　　修缮屋顶的工作持续了一天，母亲说，她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分明那样的累，却开心的不行，就像是梦里的场景，像是走在一条沿途开满山花的路上，总之她说，那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快乐。

　　母亲找了煤山上的一家馆子做洗碗工，早上六点出发比父亲早两个小时，从老家借由黑马拉来的洋芋成了母亲的全部早餐，裹着家里自己做的辣椒面，一杯白开水。餐馆是供午饭和晚饭的，午饭在下午一点至两点之间、晚饭在夜里十点到一点之间。吃饭的情况要根据当天的客流量作打算，可是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变过，固定死了一样。母亲晚上两点下班，父亲牵着黑马去接母亲，不管再苦再累总是母亲坐着马，父亲牵着。

　　那时的手电筒用电池，但父亲和母亲都会在自己的衣服袋里放一根蜡烛，深暗夜色里，没有路灯的路上点手电筒，有微亮的路口点蜡烛或是摸黑走。回到住所，父亲会将早已烧开的热水倒在盆里给母亲洗漱，他则会和黑马絮叨半天，就常在住所的背后，那是一块平坦的草地。据老监工说那里原本是一块有水的草洼子，后来开煤挖洞断了地下水，便长成草坪了。

　　第一个月，母亲任性地邀请父亲一起去吃了一顿饭，点了洋芋、酸汤、一盘肉、还有小瓶汽水。父亲说，“你顿顿洋芋吃不腻”。母亲说，“那是早餐、这是吃席，吃饭的点、吃饭的人、吃饭的方法都不一样，怎么会腻”。父亲说“其实呀！就是贵”。两人都心照不宣的笑了起来，母亲有酒窝，我也有，姐姐没有。

　　回来时，料定黑马会生气，父亲也给它备了好料，父亲照旧牵着黑马在背后的草坪上逛游，一人一马还有高悬的月，简直一副江湖游侠的意味。我没法想象父亲同黑马的感情，从小马驹起从小男孩始他们便时常陪伴在一起，他们渴饮山涧水、困歇林中丛、父亲同它诉苦衷、母亲与它聊思愁。家里的相册只有一张是属于它的，姐姐坐在其上，父亲牵着缰绳，母亲轻轻靠在它的腹部位置，一只手握住姐姐的脚踝，尽管他们身姿各异但眼睛看向的方位却出奇的一致，父亲但凡逢有人问他和谁在说话，他不说只拍拍黑马的额头，于是这个人脑子不太正常的言论也四起了。

　　其实父亲和母亲同它说的最多便是女人，其次便是彼此。

　　父亲将对于母亲的愧疚对于女儿的愧疚说给它，母亲把对于女儿的思念和对丈夫的爱都说与它，每次父母说到情绪奔溃时，它总会发出嘶鸣，不像是应和反倒像是打断和制止。每次这样总是会被它吓一跳，后来母亲便逐渐不再跟它说了，父亲仍旧会同它说些闲话，偶尔也会说“寻个母马”，说到这，它却不再叫了，还总用头来蹭父亲的脊背，后来母亲得知原来如此之后，教训父亲时连带着黑马，教训黑马时连带着父亲，母亲说“公的和男的，明明是一个意思却要抠两个字眼，我看呀！往后统一不去叫男人了，只叫公的”。父亲揶揄“原来老公是这样来的”黑马砰鼻，父亲却被母亲追打了一阵。

　　瑞雪兆丰年，母亲的假比较难请，但最终还是给批了，并约定好了来年上班的时间。父亲带着母亲去奇石公园玩过，他们一起在下着雪的湖面上起桨泛舟，还拍了照片。那时岸边的花园有着服装道具出租扮演古人拍照的，一张照片五块钱。父亲穿的是清朝的龙袍、母亲穿的却是汉朝的衣服，他们不知道彼此足足隔了1600多年呢。

　　公园里已经是过年的氛围了，到处都是红灯笼和红孩子，他们手里举着糖葫芦，追逐打闹，母亲看着这些孩子，泪珠子一个接一个地滚落，她说，那时候真的把他们想象成了我们兄妹。

　　父母过年回家后，母亲详细地说了游园的经过和在外的所见所闻，身边一起长大此时基本都已嫁为人妇的那些朋友，无一不心生向往。母亲却也懂得泼冷水，也不愿受着骂名。村子里是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的，出门打工不久媳妇跟着别人跑了，归咎起来还是得找上介绍人的麻烦。

　　父亲总是抱着姐姐到处游玩，亲昵的咬蹭着姐姐嫩白的脖颈和小手，时常抱着姐姐走街串巷。过年期间，父亲顾不得黑马，因为家里开春之后准备起新房，所以打工的事务便就此耽搁了。父母分别给各自的老板打了电话，电话要到村委会去打，新装的一部红色电话。起新房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尤其是在分家三年不到的日子头上，乡亲们都说“挣到钱了”。

　　房子是两层的木板房，无论是结构还是外墙全是木板建造的，梁上的大椽是百里之外买的。新房落顶的那天，按照习俗得请村子里的帮忙人吃饭，在那条大椽的中央要栓一根大红丝带，来的人走到房子的中央需得握一下红丝带，表示给房子和房子的主人带来了好运和祝福。

　　那屋子至今仍旧坚韧的立着，母亲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时总不自主的会说起建房时的一些事情，请人来建房子得先将肉给客人，饭也总不够吃，包括爷爷奶奶在内的一家人只能吃洋芋，好不容易找来一碗米饭也得煮熟之后倒在包谷饭里搅拌，好让帮忙人看得见米粒，吃得到米饭。

　　黑马仍旧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拉木材、拉石头、拉水、都是它在全部的照顾着，房子建造完毕，务工的事情刻不容缓，因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父亲和母亲仍旧选择回到老地方继续打工，可是因为在家的时间太久，饭馆已经招到人了，母亲遍寻无果便同父亲商量自己也去煤窑里背煤。父亲当即就给拒绝了，说是闲着先看，有合适的再去就是了。母亲歇了半月，心里火急，早六点出门、晚八点回家给父亲做饭，找了半月始还是没能找到工作，许多工作都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母亲却连苍蝇大的字也认不全。母亲半夜低声的啜泣，用牙咬着被子眼泪直溜溜的往下滚。母亲平生最遗憾的便是没能读书以及过早嫁人。其实，外公家的境况不错，但因为社会大环境所致，女子上学始终得不到认可，外公送了儿子去，却叫姑娘在家种地做饭。母亲说，她常站在鸡圈的后面看那些早上起来去上学的人，她背着背篓不敢出现在背书包的人面前，天再晚，背的再重她都要远远地落在后面。

　　同年黑马死了，是从崖上摔死的。

　　母亲说那天的雨很大，雷电交加，山顶的好几棵树都被雷劈了。厕所的石棉瓦被风和雨掀翻了，黑马只得拉进家来，屋子漏雨，大多都落到黑马的脊背上，随之再从它的脊背上流到腹部然后才落到地面上，母亲和父亲用被子裹着全身听着雨和雷电在嘶鸣。母亲说，那场大雨，让这个家彻底的败落了。

　　大雨下到半夜，临了快睡着的时候，有人敲门大喊说“煤窑快被水淹了，得去疏洪”。父亲本想一个人去的，但来人说“得牵着马去，好多木头人搬不动呀”。淋了一夜雨的黑马有些打颤，父亲不愿意，但来人牵着黑马率先出去了。窑洞确实被淹了，老监工跑过来说“先拉石头”。窑洞被一块从山顶滚落的巨石给堵住了，窑洞口是一片低洼地，此时的水没至腰际。父亲拿来两根绳子绑到黑马的身上，黑马往前走，几人用钢钎抵住巨石的底部跟着黑马的频率一起撬，单是那块石头就拉到黎明。大石撬动后，水疏的快，就只是挖些沟渠之类的加上将残枝败叶打理干净，天已经蒙蒙亮了。

　　父亲累瘫在床上呼呼大睡，母亲接着出门去找工作，没有注意到劳作一夜的黑马此时的状况。母亲回来时父亲正准备淘米做饭，只听得母亲喊叫一声便没了下文。父亲随手将高压锅放在桌板上，便夺门而去。黑马躺在地上，屁股上满是血迹，夹杂着它的屎粪，一股怪味迅速蔓延开来。母亲留下照看，父亲跑去请医生，来人看了马只说，淋了雨身子虚，妥帖照顾三两日即可痊愈。果然，照着他的法子照看，次日黑马便不再拉血了，但仍旧卧躺着，眨巴着眼睛。父母确实不懂，照常上班，各自都期待着回来时黑马应该好了。

　　有人在崖下发现了它，但是认不得到底是不是父亲的马，毕竟在这煤矿山间，拉死的老马太多了，谁的马不是随意抛尸山涧之中？

　　黑马终于是回归林中去了，那道黑影长久的根植在父亲的心里。并不是没有尝试过下去查看，但终究还是想不到具体的方法下去。母亲说，后来的许多夜晚父亲都不在床上，尽管是那么轻的掀开被子，但她是知晓的。父亲就坐在崖边的灌木丛边上，双腿并拢然后用双手紧紧的环抱着，但他不低头，脑袋抬的很高，闭着眼望向深邃的夜幕。

　　父亲失去黑马后，并未显得有多么沮丧，心底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挣钱的欲望，母亲如愿的加入到背碳的行动队中来。母亲说，在那段时间里她并不恐惧，尽管大家常说“这是阴间挣钱、阳间花”。

　　母亲下煤窑不到四个月便怀孕了。老监工似乎是一夜之间就老去的，他不再拥有狡黠的目光和精于算计的心机。他第一次算错的账就是母亲的，每月母亲都少领半数，起先并不觉得，但往后越来越觉得不对，只得强着脸找老监工说。老监工皮肤由黑转紫，牙齿也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像是牙齿上总黏着煤窑里的黑煤似的。他拱了拱上嘴唇说：“我再算算”。原来在家父亲就说过:“对于老监工,你怎么理会他都行，但万不可说他算错了账,结糊了钱，这简直就是在用踩了屎的鞋打他的脸呢！”。但母亲确定就是他老眼昏花算错了钱。事实胜于雄辩，老监工果真算错了，而且许多和母亲一样的妇人背篓重量都算错了。老监工付清了算错的钱之后便回家了，从此再没来过煤窑。  

　　母亲总在煤窑洞里呕吐，原先大家以为只是不习惯，故此也没太深究其中的缘由。母亲夜里总和父亲说：“种庄稼竟然也没有这么累”。父亲常愧疚于始终无法从根本上照顾好母亲。“感觉累了，就赶紧歇着，钱是挣不完的”。

　　母亲歇着之后，父亲照旧上班，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刚出发前一样的宁静，煤洞里的工友会来探看母亲，虽然他们都来自天南海北，操着不同的语言，都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可是她们都知心地对待这个认识才几个月内的朋友。苦难的人面对苦难的人，一切似乎也合情合理。有个叫红九姑的，是个广西人，干瘪的像树枝，是跟母亲最好的，时隔多年，红九姑死前，还给母亲寄来一封信。信里说她感谢母亲对她的关怀，她丈夫的补偿款她到死也没有收到，跛脚的儿子已经由当地政府送往福利院了，还给他改了名字，叫陈由欢。 

　　八月，母亲便启程回家养胎，父亲晚回一月，心想能挣一月是一月，家里太需要补贴了。十月怀胎，母亲生我时大出血导致体虚至极，足足休养了五个月才能起身下床，父亲左右陪伴不作半刻的分离。母亲说那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间，父亲言语温柔、家里万事和顺、没有那一件事像现在这样叫她看着刺眼，想的心疼。说实话，我的出生并未掀起任何波澜，甚至到现在一家人聊闲话时父亲也毫不意外地表示对我的不满。父亲说假如那个时刻需要他做个果断的决定，他一定选择母亲。这关乎我的整个家庭，哪怕那时我已然初具意识我也赞同这个必然。

　　次年六月初。父亲便又出门打工去了，这回却不是挖煤而是挖矿，这次是去投奔我的一个堂叔。母亲在家带着姐姐养育着我，每天背上背着我手里牵着姐姐在地里劳作，在山林间砍柴禾、放牛羊，母亲心里原本的那一丝丝关于未来的幻想终于被扼杀在群山之间。她再不跟人说起城市里的所见所闻，她的脸上挂不住也背不起这种思想上的落差感，被时代抛弃是一个人最悲哀的事情。

　　堂叔对于父亲的应付和讥讽总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堂叔的工人大多都是他自己的亲戚，但堂叔禁止自己的孩子同其他工人的孩子玩耍，他的妻子常常咒骂自己的孩子，这其中不乏指桑骂槐的意味。所有人都保持着绅士一样的沉默，默许堂叔也就是他们的老板对他们的讥讽和吼骂，希望赚到钱后早日离开这里。可堂叔的矿塌了，父亲失去一条腿。

　　事故之后我的父亲连同他的意志一起被击破了。他开始酗酒，从早晨起到深夜，直到彻底瘫睡如同烂泥一般。他开始变得絮叨无理甚至做出许多过格的事情。我们深知他的沉痛然却始终无法彻底帮他解决，就连母亲也开始逐渐淡出他的生活。他终日游荡在村子或是街上，同任何人在一起他都只谈喝酒之事。大家都觉得这个往日如同钢铁一样的男人现如今果然是倒下了。那张刚毅的布满希望的脸和眼，现如今变得凹陷和不堪目睹。大家开始避开他，往日再好的朋友和家人都视之如敝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我至今也记不起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好了。

　　母亲接管家事之后，一切都有条不紊，她没再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一边务农一边照顾父亲。母亲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她常常坐在院里的竹子下，竹叶如何飞舞散乱也打不乱她的思虑。那几年，家里时刻如同面临深渊，我们险些被淹死在其中。姐姐那时刚读初中，学习成绩不理想，又叛逆，父亲的燥乱和母亲的沉默大多来源于此，对于他们而言，这远比矿塌事故来得严重和绝望。

　　后来母亲回忆说：“矿塌那几日我眼皮一直在跳，你父亲不信这些，只说我是闲的慌，我想来也是，便放心了一些。但忽有一夜你父亲晚班未归，我眼皮跳的像是碎石机似的又重又快，心里慌乱脑子也空白白的一片，总感觉要窒息了，快要死了一样。后来我看到一束耀眼的白光从山下照上来，光束移动的很快，时有时无的，这时我的心开始安静下来，想来那会是你父亲头顶的矿灯。我大跨步跨到门口，当来人告诉我你父亲出事后，我忘记当时我的反应是什么了，到现在我也没法记起来，我只记得我的鞋子是那人叫我穿上的，而且有一只还落在半路了。”

　　失去一只腿的代价太过沉重了，家里人一致保持沉默，没有抱怨，没有哭泣，一切看上去很平静。

　　我那时还不能理解很多事情，所以致使我时常处于欢乐的气氛中。我庆幸于自己再也不必去漫山遍野的去追赶牛羊、再不必鸡叫时分便起床去准备割草、也不必提前观察勘探哪个地方的草美水清了。于我而言时间是后退的，一下子回到了孩童时期，每天躺在奶奶的怀里等着爷爷晚上回来，等待爷爷包里的各种吃食。

　　我没有预料到，这平静之下掩盖着风暴。初中完后姐姐辍学了，家里负担不起了。因为我是男孩，是这个家将来的支柱，故此，读书对于我而言会更重要，对于这个家庭而言也是如此。母亲与爷爷奶奶最终的决定便是牺牲掉姐姐的未来换求这个家庭的未来。（母亲至今仍在为求得姐姐的原谅而做着补偿）俗语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姐姐知道后并未作出多大的反应。母亲主张姐姐外出务工，爷爷奶奶以为选择一个好人家才是实际的。果然，爷爷奶奶的决断是正确的，姐姐如今钢琴、英语、以及经商都是一把好手。姐姐还常说“要不是嫁的早，还不知道混成啥样”。

　　决定姐姐命运的那天，母亲同父亲争吵到了深夜，我就在耳间目睹着一切。父亲耷拉着脚，着急又沉重的在屋里走动着，母亲跟在父亲的身后双手永远不知所措的摇摆着。父亲从那夜起便只流泪不说话。姐姐出嫁之后，家里看似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身处其中的我时长感觉到憋闷，像是沉到水塘里那种感觉似的。

　　母亲隐忍坚韧，早已不似以往那般的俏皮和善谈，她总在缝纫机前坐到夜深。后来家里族亲筹钱帮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米线馆子，馆子收入的每一分钱都不曾落到其他人手里，母亲在电视上知道这世上还有假肢这类似的东西，于是下决心存钱去买一个。

　　现在，那个帮全家渡过灾厄的米线馆已经不见了，那个位置上盖了新的小高层楼房。其实，那时候并没有给父亲买成假肢，家里给盖了平房。在父亲的坚持下盖的，他不肯拿钱去买假肢。

　　父亲是从某个夜晚变好的，他恢复了往日深邃的思想，眼里就此充满不输以往的坚韧和希望，这种突然的清醒就像是快死去的人忽然回光返照一样，不仅是家里人就连四舍乡邻都感觉到了。

　　事实如此，父亲完好如初。母亲回忆说：“那天鸡叫得早，路上打了霜，我像往常一样前往米线馆，到店里十分钟不到，你父亲拄着拐一瘸一拐的就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神呢，他就龇牙咧嘴的冲我笑。那天他穿了件干净的外衣，皱皱巴巴地将扣子斜扣着，头发湿漉漉地夹在耳朵里，像个海报上的摇滚歌手，满身的酒气也消失了，我随口埋怨他，他还是笑。不多时，吃早餐的人来了，你父亲起身走到门口，客人起身邀他坐，你父亲说：‘哪有坐着做生意的？’。下午你父亲甚至主动走到门口礼貌的迎接客人。不多久，这个烂酒男人的改变就在镇上传开了，从此，店里的生意火爆了”。

　　众食客吃完米粉后，常常蹲坐在门口的楼梯上同父亲攀谈，起先奶奶和母亲总用忙碌中偷出的半点余光来观察父亲，后来包括乡亲父老都从心里确定：这人是真的恢复了。

　　父亲回复后又重新心疼起母亲来，出去聊天逛街总给母亲买些好看却不实用的物件，母亲觉得不划算，便悉数拿去退了，街上都是熟脸人，免不得要取笑。再往后父亲再去找他们买东西便不再卖给他，只说“你媳妇嘴巴厉害，倒回我们手里就成二手货了，怕是你媳妇来也卖不出了”。父亲被吐槽，回来只顾抱怨母亲断了他的面子，母亲却也不是软弱人，“里子都快没了的人，要什么面子干嘛”，父亲临了便说“有道理”，于是两人便只顾哈哈大笑起来，父亲照常磨破嘴皮子的求人卖，母亲仍是甜言蜜语把东西又给退回去，事情发展到最后父亲买不了，母亲也退不了。

　　我父亲死那年雪很大，那场大雪足足下了三天。我去水井沟背水回来，那大雪生生把我变成了雪雕似的，他坐在火炉边上笑话我，我拍了雪渍，他从炉子里拿出几个火烧洋芋递给我，我叫他剥了他不干，我姐姐接过手去剥了给我，他却给姐姐剥了一个。后来，我看到他用毛毯紧紧的裹着自己的下身，我以为他冷便往火里加了炭。我姐夫不知道从哪里回来也是一身的雪，我父亲见他回来便扯开毯子起身帮他拍雪，父亲信奉这话：“女婿是门前贵客，需得高看一眼”。我们围坐在火炉边上，他问姐姐：“你还记得黑马吗？”瑶瑶（姐姐的女儿）问“什么黑马”，父亲抱她在怀里说“你问你妈妈”。

　　父亲的死像是一场意外，我们家的地有一半是父母从荒山上开垦出来的，将一座山化作一埂埂地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辛劳的。

　　那年，母亲在店里忙活没有参与耕种，爷爷奶奶年迈昏聩更是不得力，我们请了许多人，还有机器，姐夫是外地人，与村里人不熟络，都是姐姐在张罗。后半天，天色忽变，黑云压在头顶，大雨是从远处声势浩大地冲过来。

　　零星雨点刚落下时，我们开始收拾家私，随时准备撤离，父亲拄着拐杖站在田埂上催促着大家。怎么形容那场大雨呢？就像是一座座坟从天上塌下来一样。所有人都消失在雨幕里，像从未来过一般。而父亲却没有！

　　我再也没能在大雨里听到我父亲的喊叫声！

　　如今每逢下雨，我或多或少会记起父亲的音容笑貌，他被泥石流裹挟住，嘴里，鼻孔里，耳朵里全都是红色的泥巴，他的拐杖不知所踪，在一处陡石下，他仰面朝天地睡去了。

　　我大学毕业那年冬天，母亲开始无休无止的回忆她的青春和父亲的故事。

　　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开春四月，母亲也死了！

　　季节里山花开的好，我和姐姐一家背着酒水纸钱去看望他们，那里的坟地本不是我家的，后来姐夫买下了那块地。

　　我想我的一家了，就像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一样的平常。

　　罗大桥，原名罗智勋，男，1997年10月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现工作于威宁，有作品刊于《牡丹》《娘子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