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屯田考
作者:马勋建 时间:2023-09-19 阅读:784
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下辖乌撒(今威宁、赫章等地)、乌蒙(今昭阳、鲁甸、大关等地)、东川(今会泽、东川、巧家等地)、茫部(今镇雄、彝良、威信等地)四路,根据《元史》记载,乌撒、乌蒙、东川三路均有屯田,特别是乌蒙,屯军人数、屯田亩数和云南行省的重视程度,均达到了云南行省之最,本文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元代该地区屯田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对相关情况再行考究。
一、《元史》对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屯田的记载
记载元代屯田的史籍,主要有《经世大典》和《元史》两部,但《经世大典》所载比较简略。《元史·兵志·屯田》所载“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一十二处”中,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所辖区域内就占了三处:
(一)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以爨僰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僰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
(二)梁千户翼军屯: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梁王遣使诣云南行省言,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三十一年(1294年),发三百人备镇戍巡逻,止存七百人,于乌蒙屯田,后迁于新兴州,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双。
(三)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
二、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下辖各路屯田的有关情况
(一)乌撒路军屯。建立时间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屯军来源是爨僰军,数量是114户。“按‘爨僰军’原是大理国时从云南各族人民(以白、彝族为主) 中抽调而组成的大理国军队。”[1]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设立以后,云南行省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之前奉调配合蒙古军、探马赤军各处征战的原大理国军队逐渐闲置下来,云南行省以屯田方式对其进行安置。
(二)东川路民屯。屯户来源与乌撒路军屯一致,同样是爨僰军人,数量是86户,并且强调他们全部“自备己业”,即耕地、生产工具、生产物资等屯田所需全部由自己购置,说明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出身应是富有的军户。东川路民屯的立屯时间同样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次年即开辟了东川直达乌蒙的驿路,86户爨僰军在东川转化为民,从此远离鞍马,成为缴纳赋税的编民。
(三)梁千户翼军屯。翼是元代军事编制和行政区划单位,根据人数多寡分为万户翼、千户翼和百户翼不同级别。“千户”前面的“梁”字,大概指“梁王”,将人名置于“千户翼”之前,在《元史》中比较常见,如“哈必赤千户翼”“撒的赤千户翼”“不花千户翼”等,貌似王爵封号或姓氏冠于“万户”“千户”前面的,也有“宁万户翼”“谢万户翼”“王万户翼”“杨千户翼”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二月,镇守云南的皇孙甘麻剌改封晋王,徙镇北方;至元三十年七月,元世祖诏封皇曾孙松山袭任梁王,出镇云南。松山在出行前,先遣使通知云南行省,安排汉军一千人在乌蒙屯田。可见,这位新梁王在出镇前即对具有“云南咽喉”之称的乌蒙格外重视。清乾隆《新兴州志》原文引用《元史》相关记载[2],没有地方性的资料补充。在未找到补充史料之前,我们很难准确弄清楚迁新兴州的时间,以及所载“三千七百八十九双”是在乌蒙时还是迁往新兴州之后的田亩数量。
(四)乌蒙军屯。此处不写作“乌蒙路军屯”,大概原因是该军屯不由乌蒙路管辖,而是由新设立的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负责,由此专署机构直接管理设置在乌蒙路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屯。乌蒙军屯设置于延祐三年(1316年),距梁千户翼军屯迁移至新兴州(今玉溪市红塔区)已经20余年,设置的原因云南行省的奏章说得很清楚,乌蒙是云南的咽喉锁钥,没有军马镇戍,这里的土地宽广肥沃,又有过去屯田的基础,元朝廷同意了云南行省的请求,派发畏吾儿军和新附汉军前往屯田镇守,开辟田地1250顷,是“云南行省内最后置立的最大的军屯”[3]。李治安(2011)认为,这里的“新附汉军”是新附军和汉军的合称[4],来自不同地区的军队共同屯垦,有利于相互监督。
三、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屯田的作用
元代屯田的作用,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元朝统治者强调“便宜行事”,屯田也是如此,早期的攻伐阶段,蒙古骑兵平中原,下江南,每遇坚城大敌,旷日持久不能下,即屯兵围而困之,直至最后攻克。统一中国以后,镇守各地的军队“皆随营地立屯,军食悉仰足焉”,这一时期的屯田目的,在于解决粮食问题。再往后,随着驿路的开发,一些驻军随地转为民屯,以缴纳赋税为主。
(一)军事镇戍。《经世大典辑校·政典·屯田》“云南八番、海南海北,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军旅于蛮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如乌蒙军屯,目的就是在咽喉地区屯垦镇戍,虞集《管军千户刘侯神道碑》记载:“云南在世祖皇帝,尝亲征而理之。诸蛮犬牙相入,负恃而强忍。爨僰尤甚,数叛以烦官兵。议者请据其腹心而制之,乃即乌蒙立一宣抚,开屯田,而蛮知顾忌矣。前后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于再三,所费钜万万。吏士或亡或衄物故者几数千百人,终莫能定,以为朝廷忧。延祐五年冬,更择行省官领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银章,专制屯府之事。”
(二)供亿内府。除了常规意义上的屯兵镇守之外,云南行省还要靠屯田者缴纳赋税以补充财政。《滇云历年传》记载:“纳速剌丁选官专督屯田课程,岁增金五千两。”《元史·志第一六·河渠一》记载,泰定二年三月十三日,永平路屯田总管府言:“国家经费咸出于民,民之所生,无过农作。本屯辟田收粮,以供亿内府之用,不为不重。”《元史》中三次提到免屯田租,涉及云南的有敕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考究元代云南的屯田,实际上已成为征收租赋的一个手段,失去了传统的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的实质。如《题蒙泉吏隐图》所载“府中储积多如山”。
(三)扼守要道。元代在乌撒乌蒙地区的屯田目的,通过乌蒙军屯的情况能够一目了然:乌蒙既是咽喉要道,又有膏腴之地,加上当地民众“负恃而强忍”,屯田的应有功能全部占尽。乌撒、东川的情况各有不同,同为闲余下来的爨僰军人,乌撒地处交通要道,又是宣慰司驻地,故派往此处屯田的继续为军,无事主修农事,有事聚集上阵;东川至乌蒙段,尽管在至元二十八年发现并开通此道,但山高坡陡,又有牛栏江阻碍,非官常走,故派往此处屯田的士兵就地转化为民,远离鞍马,经营农事,缴纳赋税。
另外,《元史·本纪第二七·英宗一》记载:仁宗七年(1320年),“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乌撒屯田军人不多,所调军队应以乌蒙为主。此时普安道已开通,需要屯垦守护;经乌撒官道逐渐由乌蒙改为毕节,乌蒙重要性有所下降,故大量裁减乌蒙军队前往普定路屯田。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元史》记载乌蒙屯田混乱的原因
仁宗本纪两处记载乌蒙等处屯田事宜,由于内容相似,时间不同,后世往往以此诟病《元史》记载混乱,先作对比研读。
1.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冬十月,调四川军二千人、云南军三千人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设官四员,隶云南省”;
2.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秋七月,丙寅,调军五千乌蒙等处屯田,置总管万户府,秩正三品,给银印”。
两处记载时间相差两年,调往乌蒙屯垦军队数量、所置总管万户府品秩皆相同,事件发生的月份、记事的详略不同。笔者认为两处记载的都是一回事,只是出自不同记录人之手;由于延祐五年更择行省官领其事,朝廷再次整顿乌蒙屯田事宜,记录人完整地记录了这件事。虞集《管军千户刘侯神道碑》记载“延祐五年冬,更择行省官领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银章,专制屯府之事”,与《元史》所载相呼应。
(二)云南行省官提调乌蒙等处屯田当为惯例
乌蒙军屯立于延祐三年(1316年),延祐五年更择行省官领其事,“更”字说明之前已有行省官分管其事,而《元史·本纪第三〇·泰定帝二》独记泰定帝四年(1327年)二月“以马忽思(思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提调乌蒙屯田”。由此看来,行省官员分管乌蒙屯田为常规工作。由于《元史》单独记载马思忽提调一事,有人认为这是马思忽在行省受到排挤,削弱权力让其负责地方工作。以笔者愚见,这恰好是马思忽在整顿乌蒙屯田专项工作中取得明显效果的表现。
(三)乌撒军屯在今何处
说起威宁的屯,人们最熟悉的是明代乌撒卫四十八屯,因为这些屯的地名流传至今。上溯至元代,人们不禁要问,元代乌撒军屯在今何处?笔者发现四处疑似元代屯田之地,供大家探讨:
1.温家屯。位于今草海镇民族村双河组,威宁民间奇人马武坤、县人大四级调研员刘永稷等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认为温家屯是元代的军屯,其依据主要有温家屯距威宁县城近,知名度较高又不在乌撒卫四十八屯之列;屯长姓名以“温”字开头且是西域人名音译;前些年当地人建房挖出大量基石;温姓不知所踪但温家屯知名度高等等。
2.大马场。位于今六桥街道大马城村326国道旁。明代乌撒卫城本是威宁旧城,而《赫章彝族词典》却说明代乌撒卫治在今大马城,说明当时撰写“乌撒卫”词目的作者掌握某个传说,知道该处拥有一段特殊的历史。“大马城”原叫“大马场”,附近的老人还这么说;有传几年前曾有当地人在后面的山坡上见过雕刻阿拉伯文的石碑;更重要的是此处地当冲要、滨海屏山、土壤肥沃,“大马场”正是牧养军马的地名遗存。
3.威宁旧城民享路。今威宁旧城民享路至三岔马路一带,笔者在《元诗〈乌撒〉注解及相关史事研究》考证乌撒站在此处。“稗田头”地名是当年屯军留下的也有可能。
4.老屯。在今小海镇松山村。明代乌撒卫四十八屯在民间流传较广泛,此处独叫“老屯”,有可能与新建的四十八屯相对。老屯四面环山,中央平坦,前有小河,适宜屯种,元代乌撒通往彝良的古道有可能从此经过。
参考文献:
[1][3]马曜编. 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01.
[2]故宫博物院编.阿迷州志 白盐井志 新兴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06.
[4]李治安著.元代行省制度 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