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1

 一

 

　　1980年初春，一声惊雷，在中国大地从南滚到北，从东响到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阵春风，吹过乌蒙，吹拂威宁。营盘山下的朝阳寨，人们奔走相告，暖意融融。

　　生产队的钟声最后一次敲响，不是催促出工，而是召集大家前来分地。钟声洪亮而弥散，在山谷久久回荡。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他们站在生产队场坝上，兴奋地等待抓阄的那一刻。

　　姬崇德坐在场坝中央的桌旁，聚精会神地拨动算盘。他是村里的支书，兼朝阳组会计，分地的事，他来统筹。他打了一辈子算盘，从集体化打到今天，从来没觉得珠子有这么沉。每拨动一颗，就是一块土地；每写下一笔，就是一家人的命运。

　　地是按人头分的。肥搭瘦，近搭远，坝子搭山坡。每块地都编了号，写在纸条上，揉成团，放进纸箱里。

　　姬崇德的爱人王佳美，也来抓阄。他家分到的，不算最好，也不算最差。坝子里有，偏坡上有，山顶上也有。坝子地肥，黑油油的土，仿佛能捏出油来；偏坡地瘦一些；山顶石多土薄，风大缺水，种什么都不带劲。可王佳美看了，说：“有地就好。”

　　坝子地种苞谷洋芋，偏坡地种荞麦，黄豆，都套着种。每块地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如何种，怎么收，她心里那本账清清爽爽的。

　　分完地的那天晚上，朝阳寨安静了。

　　以前，白天劳作，晚上还要到生产队开会或分粮，长长的吆喝，从寨头传到寨尾，“走喽——上工喽——”，喊得山响。现在，各家种各家的地，各家干各家的活，再也没有人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喊了。

　　姬崇德的抽屉里，有许多记工分的本子，现在，它们静静地躺着，有的已纸页发黄，墨迹褪色。他偶尔拉开抽屉，看一眼，又关上。那些本子，记了十几年工分，记过全寨子每一个劳动力的名字，如今像一头完成使命的老牛，静静地卧在角落里。

　　早晨的朝阳寨，也安静了。以前天不亮，上工的吆喝声就把人们从梦里叫醒。现在，偶有鸡鸣狗叫；偶有炊烟升腾，飘到半空，被山风吹散。人们不再赶同一个时辰出门，有人天不亮就下地，有人睡到太阳爬上树梢。日子，终于可以自由安排了。

　　可宁静不代表闲散。现在，土地成了家的一个有机部分，朝阳人在地里精耕细作的功夫，比集体时不知大到哪去了。

　　姬崇德仍然担任凉山村支部书记，一天到晚忙着。家里的地，全落在王佳美和大儿子姬田文身上。王佳美不抱怨。她知道丈夫在为公家做事，她种好地，就是对丈夫最大的支持。

　　1981年春耕，王佳美带着姬田文，在自家土地上下了大功夫。

　　坝子地种苞谷和洋芋。王佳美选最好的种子，施最足的肥，草除得一根不剩。苞谷长到一人多高，秆子粗得像竹子，棒子结得又粗又长，掰下来沉甸甸的。洋芋挖出来，圆滚滚的，皮薄肉厚，放在锅里一煮就开了花。

　　偏坡地种荞麦。荞麦不挑，瘦地也能长。可王佳美还是用心侍弄，把土翻松，把石头子捡干净。荞麦花开的时候，白花花一片，偏坡像落了一层雪。

　　坝子里、偏坡上，都套种黄豆。山顶上单独种。黄豆争气，哪怕风大地瘦，苗也出得齐，花也开得旺，豆荚也结得密密匝匝。姬田文时常爬上山去看一遍，回来跟母亲说：“妈，黄豆又长高了。”

那年秋天，姬家迎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苞谷挂满屋檐，一排排，金灿灿，像一串串珍珠。洋芋堆在堂屋，厚厚一层，走路都要侧着脚。荞麦装了一袋又一袋，码在墙角，摞得比人高。

　　最惹眼的，是黄豆。豆荚鼓鼓囊囊的，豆子圆滚滚、黄澄澄的，像一颗颗黄玉。

　　日子，终于好起来了。

　　日子好了，王佳美的嗓子就痒了。

　　王佳美爱唱歌。不是一般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爱。她读书的时候，是学校文艺队队员，到处唱红歌，经常演出。那时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唱完还要敬礼，端端正正的。后来嫁到朝阳，集体耕作，大家一起出工，一起种地，她就在田野里唱。她唱的时候，地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直起腰来。那时候，田野就是她的舞台，锄地的乡亲，就是她的观众。

　　土地下放后，集体劳动的场面几乎没有了。田野里再也聚不齐那么多人了，王佳美的歌声，就只能在自家地里飘荡。她一边锄草一边唱，唱给庄稼听，唱给山岗听，唱给白云听。庄稼仿佛能听懂她的歌声，长势越来越好。

　　她唱歌的另一个场合，是寨子里办大屋小事的时候。

　　以前集体劳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聚在一起也没什么好吃好喝的。现在不一样了。各家各户的日子都好了，红白喜事、杀猪宰羊、过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人数比以前多，时间比以前长，心情比以前好，吃的比以前丰盛。男人们喝酒划拳，女人们拉家常，孩子们玩游戏。这种场合，王佳美是少不了的。她带着快板，往人群中间一站，开口就唱。

　　“打竹板，声连声，我把党的政策唱给你听。土地下放人心顺，家家户户有地耕。苞谷洋芋堆满仓，黄豆收得五百斤。感谢党的好领导，日子越过越寸心……”

　　王佳美上过初中，有文化，性情开朗。唱起歌来，嗓音像银铃般抖落。她唱的是红歌，不全是原来的词。有些歌词是她自己编的，讲身边人、身边事。她唱土地下放好，唱党的政策好，唱寨子里谁家娶了新媳妇，唱谁家儿子当了兵。她的快板打得有节奏，词编得押韵顺溜，一开口，全场安静，所有人都陶醉在歌声里。

　　唱完，大家鼓掌，喊“再来一个”。王佳美就再来一个。她的嗓子从来不累，她的快板从来不歇。有人问她：“你哪来那么多词？”她说：“日子好了，词就多了。”

　　王佳美唱红歌，冷伍斤讲红色故事。

　　冷伍斤家最早不是朝阳寨的。他是分土前，从冷家寨搬来的，那个寨子，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商寨”，家家户户做买卖，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冷伍斤没有跟着走那条路。他搬到朝阳后，被这里的氛围感染了，尤其是被王佳美的红歌感染了。

　　他不唱，可他爱讲。

　　他讲革命战争故事。从广播里听来的，从电视上看来的，从书报读来的，他记在心里，然后讲给大家听。他讲红军长征，讲爬雪山过草地，讲八路军打鬼子，讲志愿军抗美援朝。他的口才好，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入了迷，围在他身边不肯走。冷伍斤的儿子冷贤周，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那些故事，像种子，落在孩子们心里，成为朝阳寨的文化基因。岁月流转，山河换新，那时的朝阳寨，早已变了模样。

　　变的是生产方式。以前集体出工，记工分，分口粮；现在各家种各家的地，多劳多得。

　　变的是生活水平。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粮食满仓，手有余钱。

　　变的是日子节奏。以前跟着生产队的钟声走，现在跟着自己的心意走，过得自由自在。

　　可朝阳寨，也没有变。

　　没变的是寨子里的亲情。一家有事，家家帮忙，这个规矩从来没变过。姬崇德当村支书，忙得顾不了家，邻居们主动来帮王佳美下地干活，不要一分钱，不要一顿饭，干完就走。王佳美过意不去，杀了一只鸡，炖了汤，端到邻居家去。第二天，邻居又端了一碗自己做的豆腐过来。

　　没变的是对土地的感情。分到自家的地，人们种得比以前更仔细了。地边上的石头被一块一块捡走，地埂被一锹一锹培实，地里的杂草被一棵一棵拔掉。

　　没变的是对国家的赤诚。党在每一阶段的政策，朝阳人都拥护。如今王佳美的红歌越唱越响，冷伍斤的故事越讲越多，寨子里的孩子们，从小听着这些长大，他们心里早早种下一颗种子——长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尽管这个“有用”是什么，他们还不清楚。那年冬天，寨子里杀年猪，王佳美又站在人群中间打快板。她打了一段，唱了一段，停下来，喝了口水，忽然说了一句：“日子好了，不能忘了是谁让咱好起来的。”

　　朝阳寨，中国大地千千万万个村寨中的一个。它不大，几十户人家，藏在乌蒙山深处，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故事，和每个村寨一样，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土地下放的春风吹来，人们吃饱了，穿暖了，日子有奔头了，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乌蒙山养育的年轻人，要出山了！

 

 

　　那年秋天，黄豆大丰收。王佳美和姬田文把一千多斤黄豆装进麻袋，用背篓一趟一趟地背到老双龙街上。从朝阳到双龙，十多里山路，上坡下坎，弯弯绕绕。母子俩一人背一篓，一篓七八十斤，沉甸甸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黄土路上，溅起尘灰。可他们不觉得累。背上的不是黄豆，是日子。黄豆卖了。四毛五一斤，一千多斤，到手五百多块钱。王佳美把钱一张一张地数清楚，用布包好，放在家里，心里踏实得像揣了一块石头。她是这样盘算的：这些钱先存着，明后年再攒一些，就能盖一间新房了。盖了房，田文就能说媳妇了。说了媳妇，就能抱孙子了。她越想越美，不禁自个笑出声来。

　　可她没料到，田文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那晚，姬田文坐在火塘边，拿一根柴棍，拨弄着炭火。他快18了，个子虽高，但显单薄。拨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一眼母亲。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王佳美问。

　　“我想去当兵。”

　　火塘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王佳美她看着儿子，像没听清楚一样，过了几秒又问：“你说什么？”

　　“我想去当兵。”姬田文又说了一遍。

　　王佳美沉默了。当兵，一个月几块钱，一年几十块。而在家种地，光是一季黄豆就卖五百多块。这笔账，小娃娃都会算。她都给儿子规划好了——存钱、盖房、娶媳妇、抱孙子，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当兵，一走就是好几年，地谁来种？房子什么时候盖？媳妇什么时候娶？

　　她也不是不支持儿子当兵。

　　说起当兵，她脑子里闪现出很多画面。集体那阵子，吃不饱穿不暖，部队上的伙食对年轻人是个天大的诱惑。那时候谁家孩子当了兵，全村人都羡慕，说那孩子有福气，能吃上国家粮。六七十年代，当兵更是荣耀，一身军装穿在身上，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要是前几年，王佳美绝对举双手赞成。可现在日子刚好起来，正是需要壮劳力的时候。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她忽然觉得，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反对？说不出口。她唱了那么多年红歌，唱“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怎么能反对儿子去当兵呢？可是同意，她又舍不得。地里那么多活，家里那么多事……

　　她不知道的是，这个矛盾的结，其实是自己亲手打的。多年来，她把对部队、对国家的热爱，一句一句地唱进了田文的耳朵里，一遍一遍地唱进了儿女们的心里。她以为那只是歌，可对孩子们来说，那不仅是歌，更是种子。

　　现在，种子发芽了。那天，姬崇德去公社开会，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他进门的时候，看见王佳美和姬田文坐在火塘边，都不说话，屋里的空气像冻住了一样。

　　“怎么了？”姬崇德问。

　　王佳美把事情说了。姬崇德听完，没有急于表态。他坐到火塘边，伸出手烤了烤火。火光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田文，你当真想去？”他问。

　　“当真。”

　　“当兵苦，你知道不？”

　　“知道。我不怕苦。”

　　姬崇德点了点头。他看了看王佳美：王佳美低着头，不看他。他又看了看姬田文：姬田文的眼睛亮亮的，像火塘里的炭火。

　　“去吧。”姬崇德说。

　　王佳美抬起头，看了丈夫一眼。她没有反对。她知道，丈夫不是随口说的。他是党员，是村支书，他比谁都清楚，送儿子去当兵，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决定，影响的不只是姬田文一个人。

　　那一晚，一家人的商议和决定，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湖面。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颗石子激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地荡开去，荡过朝阳，荡过双龙，荡过威宁，回荡整整四十多年。

　　那个夜晚，火塘里的火熄了。可有一把火，点着了。

 

 

　　姬田文来到了西藏。

　　新兵连的日子苦。高原反应像一记闷拳，砸得人头晕眼花。训练强度大，大到让人想哭。可姬田文咬着牙，一声不吭地扛了下来。他不觉得苦。他从小听着母亲的歌长大，那些歌里唱的，就是这种日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

　　他发现自己对部队的一切，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队列训练，他做起来得心应手；内务卫生，他叠的被子棱角分明；政治学习，他听得最认真，笔记记得最全。班长觉得这个新兵不一般，问他：“你是不是在家里受过训练？”姬田文笑了笑，说：“没有。只是我妈在家唱红歌，我从小听。”

　　班长笑了：“那你妈是咱们部队的编外指导员。”

　　和姬田文一个班的，有个叫商强的战友，某省农村来的。商强比姬田文大，身体壮实，可心气不高。他吃不惯，睡不好，训练跟不上，高原反应又重。到部队第五天，就找班长说：“班长，我想回家。我不当了。”

　　班长做了半天工作，没用。后来，班长把姬田文叫到一边，说：“你和商强都是农村来的，你去做做他的工作。”

　　姬田文去了。他没有讲大道理。他问商强：“为啥来当兵？”

　　商强说：“家里让我来的。”

　　“你自己不想来？”

　　商强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来了才知道这么苦。”

　　姬田文说：“是苦。我也觉得苦。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吃这个苦，为了啥？”

　　商强摇摇头。

　　“是为了家里人荣光。”姬田文说，“咱们在部队干好了，把边防守好了，家里人不仅能安安稳稳种地，走到哪，都抬得起头。”

　　商强沉默着。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我再试试吧。”

　　尽管商强最终留了下来，但始终没有真正融入部队。训练勉强及格，工作应付了事，每天都在数着日子等退伍。两年以后，他回到老家。村里有人问他当兵怎么样，他说：“苦得很。”

　　后来，那个寨子也没出几个当兵的。

　　而姬田文不一样。他把部队当成了家，训练刻苦，工作积极，第一年就获得嘉奖。后来，当了副班长、班长，还在部队入了党。他给自己定了目标：不仅要当一个好兵，还要把荣光带回去，带回威宁，带回双龙，带回朝阳，带回家乡。他要让寨子里的人知道，当兵不是受罪，是光荣；当兵不是吃亏，是收获。

第三年，姬田文第一次回家探亲。

　　他穿着军装，从西藏回到朝阳。三年不见，他变了很多。黑了，壮了，高了，更精神了。他走路带风，腰杆笔直，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寨子里的人围过来，把他团团围住。人们盯着他的军装看，眼神里全是羡慕。有人忍不住说：“田文，把你的军装脱下来，给我穿穿。”

　　姬田文笑着脱下来，递过去。那人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套在身上，在人群里走了几步，笑得合不拢嘴，也惹得人们哈哈大笑。

　　姬田文给乡亲们讲部队的事。他不回避部队的苦、累、险。他说：“西藏那个地方，氧气吃不饱，风吹起来像刀子。冬天站岗，穿两层大衣都冷得发抖。训练的时候，手上磨得全是血泡。”

　　有人问：“那你还去？”

　　姬田文说：“可你站在那个地方，看着脚下的云，远处的雪山，知道守卫的是国门，心里就踏实了。再苦再累，都值了。”

　　他说：“当兵，保家卫国，感觉很好。高地方、远地方、苦地方，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几个少年挤在人群最前面，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其中有一个叫姬正龙，是他的侄子，才八九岁。他听着叔叔讲边关的风雪和坚守，小手攥成了拳头。

　　姬田文讲完，人群散了。可那些话，像种子一样，落在了朝阳的土壤里。

　　母亲王佳美唱歌，唱的是对党、对国家、对部队的热爱。冷伍斤讲故事，讲的是英雄和牺牲。可姬田文不一样。他是活生生的例子，是寨子里走出去的人，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孩子。他的话，比母亲的歌更直接，比冷伍斤的故事更亲近。他的感染力最强。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兵，能改变一个人；当兵，能把一个山里娃锻造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1986年，姬田文退伍了。

　　他回到了双龙。那时公社要组织民兵训练，领导们犯了愁——谁来组织？训练民兵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懂军事，要会带兵，要有威信。有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建议说：“要不把刚退伍的姬田文找来？”

找对人了。

　　姬田文把民兵训练搞得有声有色。队列、射击、战术，一样一样地教，一样一样地练。民兵们服他，因为他是真当过兵的，真在边防线上站过岗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分量。

　　后来，他成了公社的招聘干部。再后来，转正了，从事基层武装工作，年复一年地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他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地做工作，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当兵，是出路，是光荣，是把个人命运和国家需要连在一起的最好方式。

　　后来，弟弟姬田荣也穿上了军装，也去了西藏。他和哥哥一样，在高原上站岗放哨，在风雪中摸爬滚打。他没有哥哥那么多的故事，可他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兵，一个对得起那身军装的人。当兵3年，姬田荣被评为优秀士兵2次。

　　后来，姬田荣的女儿姬蝶，于2021年9月参军入伍，也到了西藏。她所在部队，就是父亲当年的团队。姬蝶光荣入了党，已先后获得3次优秀表彰。

　　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寨子里的兵，就这样逐渐多了起来，在那个人潮涌动的年代，形成朝阳独特的绿色迁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

　　打工潮、经商潮、考学潮，像三股洪流，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卷向城市，从内地卷向沿海。乌蒙山区也不例外。年轻人背着蛇皮袋，挤上绿皮火车，去广东、去浙江、去江苏，进工厂、上工地、做小生意。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走进陌生的城市，在流水线上、在脚手架上、在出租屋里，一点一点地积攒着希望。

　　贵州毕节，乌蒙山深处的革命老区，也在这股大潮中剧烈地涌动着。许多村寨找到了自己的“迁徙路径”——马鞍山的年轻人去了贵阳，买大车，给工地运建材。后来，贵阳一处停车场，一百多辆大车，都是马鞍山人的。七星河沿岸的人去了云南昆明、玉溪、大理等地，开超市，一家带一家，如今超过一千家。冷家寨的人善于经商，家家户户做起了不同的小生意。乐都河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可九十年代先后出了两个大学生，村里的年轻人便寒窗苦读，至今出了一百多位大学生。

　　如果每一个村寨都有自己的颜色，那马鞍山是工程黄，七星河沿岸是超市绿，冷家寨是生意红，乐都河是学士黑……

　　而朝阳寨，选择了军营绿。

　　这是乌蒙大地人口迁徙大潮中最独特的风景——不是去工厂，不是去工地，不是去超市，也不是去大学；而是去军营，去高原，去边防，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种子的力量，是在沉默中积蓄的。姬田文的那句“高地方、远地方、苦地方，正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像一颗火种，在一代又一代朝阳少年的心里持续燃烧。

　　姬正龙是姬家后代第一个被点燃的。

　　他是姬田文的侄子，从小听着叔叔的故事长大。叔叔每次探亲回来，他都挤在最前面，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身军装。叔叔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在心里。1995年冬天，十九岁的姬正龙背着行囊，踏上了开往西藏的列车。

　　初到西藏，稀薄的空气让他的肺像被一只手攥住，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可他咬着牙，不仅跟上了训练节奏，还利用业余时间拼命自学。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在看书；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看书。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考上了军事院校，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正营级军官。在雪域高原的二十一年里，他踏过大雪冰封的巡逻路，参与过数十次重大任务。蹲在雪地里啃干粮，站在寒风中守哨位，他把对家国的忠诚化作了每一次坚守。优秀士兵、优秀学员、优秀基层干部、优秀基层主官、西藏边防执勤先进个人，两次三等功，卫国戍边金质奖章——这些荣誉，是他二十一年青春换来的。如今，自主择业的他成了威宁县人武部的义务国防教育宣讲员，把自己的戍边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姬正龙走了以后，弟弟姬敬松的心也动了。

　　姬敬松比姬正龙小几岁，1999年12月，他穿上了军装。在部队，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训练场上冲在最前，比武考核次次拔尖，当兵三年就拿下了优秀士兵和三等功。他当兵的时间不算长，可他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最后一天那样。复员回乡后，他带着部队的韧劲投身家乡建设，修路、发展种养殖，带领群众致富，把军人的担当写在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姬万里是姬家走出的又一个高原兵。

　　2005年12月，十九岁的姬万里踏上了去西藏的列车。他在高原上一待就是五年。五年里，他从一个青涩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边防战士。多次参与边防行动，两次获评优秀士兵，荣立三等功一次。“高原苦，但能守着国门，再苦也值。”这句话，他说得朴素，可做得扎实。他在雪山上站过岗，在冰河里蹚过水，在暴风雪中救过战友。他的三等功，是用实绩换来的。

　　姬金雷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2010年12月，他入伍到了武警云南总队。在反恐维稳的一线，他摸爬滚打，冲锋在前。他的训练成绩在全中队名列前茅，执勤任务从没出过差错。优秀士兵、三等功，他用行动诠释着武警战士的忠诚。他没有去西藏，可他和去西藏的哥哥们一样，站在了祖国需要的地方。

　　姬能江走得最远。

　　2012年12月，他入伍到了北京军区，一待就是十二年。十二年里，他从一个新兵成长为部队的技术骨干，多次在重大演习中获奖。优秀士兵、优秀士官、三等功，他把“能打胜仗”写进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北京离威宁很远，可他的心离家乡很近。他每次休假回来，都要去寨子里的荣誉墙前站一会儿，看看上面新增的名字，看看那些和他一样穿上军装的兄弟。

　　姬家五兄弟，五个兵，个个荣立三等功！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国家，

　　荣光带回了朝阳！

　　冷伍斤的儿子冷贤周，也参军入伍，来到云南。

　　走的那天，冷伍斤对儿子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朝阳丢人。”

　　冷贤周点了点头。

　　有人问冷伍斤：“你就这一个儿子，舍得吗？”

　　冷伍斤说：“舍得。国家需要他，我就舍得。”

　　冷贤周到了部队，成了坦克驾驶骨干。他开的那辆坦克，几十吨重，在演习场上轰隆隆地跑，卷起漫天尘土。他坐在驾驶舱里，手握操纵杆，眼睛盯着前方，心里时常想起父亲讲的那些故事。他想，那些故事里的英雄，如果活到今天，也会为他骄傲的。

　　赵家的故事，同样精彩。

　　赵太龙是赵家服役年限最长的人。他从小爱琢磨事，读书好，脑子灵光。2008年入伍后，他不仅军事过硬，还练了一手好书法，成了西藏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爱思考，爱总结，把当兵的心得体会一条一条地记下来。他后来成了西藏某部的骨干，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好兵。可他更大的贡献，是在家族里——他把小姨子秀芬介绍给了赵海永，让海永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他说的那句“军人最大的福气，是家里有一个　　贤惠的妻子”，成了赵家兄弟们的共识。

　　赵海云是赵太龙亲弟弟，和赵海永一起入伍，在西藏服役。他不像海永那样光芒四射，可他同样在高原上默默坚守，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奉献。

　　而赵海永，是迄今朝阳寨走出的最亮的那颗星。

　　他的故事，在《闪耀的星空》里已讲述得很详细了——从小听着姬正龙的故事长大，去北京密云打工，在工地上被包工头看中，却毅然选择了当兵。到西藏后，他负重一百斤跑五公里，冲完五公里再冲三个四百米，跑到极限时脑子里全是父亲送行时的眼神。他四次参加“厄尔布鲁士之环”国际军事比赛，第三次作为中国队长，在断崖上坠落十多米，头部重伤昏迷，短短十几秒后凭着强大的信念醒来，带领中国队将五星红旗第一家插上欧洲之巅。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西藏军区十大杰出士官标兵，是西藏自治区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朝阳寨的绿色迁徙，从姬田文开始，到姬田荣，到姬正龙、姬敬松、姬万里、姬金雷、姬能江，到冷贤周，到赵刚、赵太龙、赵海永、赵海云，再到更年轻的姬永杰、姬祥龙、姬祥周、姬万奎、姬蝶……二十四个兵，像二十四棵树，从朝阳寨出发，被栽种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在高原上扎根，在风雪中生长，在阳光下开花结果。他们把绿色的种子，一茬一茬地撒向远方，又把红色的果实，一筐一筐地背回家乡。

　　这就是朝阳青年的选择。在九十年代那场席卷中国的人口大迁徙中，他们没有南下广东，没有北上京城，没有东抵江浙，而是一路向西，走向大漠边关，在风雪中戍边卫国。他们选择的，不是打工服、不是商人装，不是学士服，而是绿军装。他们穿着绿军装，从乌蒙高原走到了雪域高原，走到了反恐一线，走到了首都北京，走到了国际赛场。他们穿着它，把“朝阳”二字，写在了祖国的边防线上，写在了欧洲之巅的五星红旗上，写在了金光闪闪的荣誉薄上。

　　那一抹军绿，成了朝阳最鲜明的色彩。在中华大地五彩斑斓的村寨图谱中，朝阳寨用二十四个兵、九十四人次立功受奖、一个一等功、两个二等功、一二十个三等功，为自己赢得了“功臣村”的美誉，赢得了丰实的红色回响。

 

 

　　中国地图上，仍找不到朝阳的名字。但这里，却有了响当当的称谓：“功臣村”。这个名字不是自封的，是干出来的，是二十四个兵、九十四人次立功受奖照亮的。

　　而今，来朝阳寨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人们站在村里的荣誉墙前，看着那一张张穿着军装的照片，看着那一个个立功受奖的名字，有的点头，有的沉默，有的红了眼眶。

　　而朝阳的荣誉，不仅于此。

　　朝阳寨所在的凉山社区，被中央宣传部评为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一块醒目的石碑，立在朝阳寨中央，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整个村寨。石碑见证着朝阳寨的成长与荣光，也藏着乡亲们的爱与坚守，它不仅是一份荣誉的象征，更是激励每一个朝阳人奋勇向前的力量。

　　毕节市双拥领导小组，在营盘山下立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从军报国”四个字。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寨里，没有哪个寨子，上级专门立这样的牌子。朝阳寨有。那是绿色情谊的表达，更是红色信仰的昭示。

　　朝阳寨成了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党性学习教育的参观点。一批一批的党员干部来到这里，听姬正龙讲戍边故事，听王佳美唱红歌，听冷伍斤讲革命故事。他们在这里接受教育，在这里重温初心，在这里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精神的回响像营盘山上的风看不见摸不着，那物质的回报，就是春风化雨后结出的累累硕果，是初心使命落在大地上最实在的模样。

　　上级给朝阳寨修了一条沥青路。黑色的路面，平整、宽阔，从村头到村尾。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扬。现在没有了。

　　在威宁县一位主要领导的关心协调下，一家做光伏的公司来到了朝阳寨。他们为寨子里每一户符合条件的房顶都安装了光伏板。阳光照在光伏板上，转化成电，卖给电网，收益分到每家每户。朝阳人坐在家里，晒着太阳，就能有一份收入。这家企业还在村里的一条路上建了一段光伏长廊，发电的收入归村集体所有。那一段长廊，白天吸收阳光，晚上亮起灯光，成了寨子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前几天，威宁女企业家韩蕊，专程来到朝阳寨，看望红歌奶奶王佳美。她给王佳美家添置了新的沙发和椅子。王佳美坐在新沙发上，为韩蕊唱了几首红歌，打了一段快板。韩蕊听得陶醉，说：“奶奶，您这是活着的红色基因。”

　　各级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让朝阳寨在新农村建设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房子翻新了，庭院硬化了，厕所改造了，垃圾集中处理了。寨子越来越美了，日子越来越好了。

　　可朝阳人，更看重那份精神传承。

　　姬正龙自主择业后，没有闲下来。他成了威宁县人武部的义务国防教育宣讲员，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他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机关，用最朴实的语言，把“为什么要当兵”“当兵得到了什么”讲给年轻人听。他的宣讲，不光是讲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信念。

　　他常说：“咱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党的政策好，国家的形势好，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要做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的好群众。”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喊口号，是在说心里话。他当了二十一年兵，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什么是真正的甜。他从雪域高原回到家乡，看着寨子一年一年的变化，心里比当年拿到卫国戍边金质奖章还高兴。

　　红色的回响，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次又一次，轻声的应答。

　　红色的回响，还将继续回荡在山谷里，回荡在每一个听过红歌、听过故事、看过荣誉墙的人们心中。

　　一代一代，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