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2

林贵鹏

 

　　1998年冬天，贵州六盘水火车站，寒风凛冽。

　　一群即将启程的新兵，列队来到站台。赵庆吉站在队伍里，穿着一身绿军装。衣服有点大，袖口挽了两道，裤腿堆在脚踝处。他个子不算矮，但偏瘦，那身军装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加之一张稚嫩的脸，让他看起来像一棵还没长成型的树苗。

　　接兵连长在站台上踱着步子，清点人数。

　　“赵庆吉”。

　　“到”。

　　连长看了他一眼，走过来，上下打量一番，然后问：“你多大？”

　　“十八。”赵庆吉说。

　　连长盯着他看了看，又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花名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个表情像是在说：你骗谁呢？

　　他没追问，而是继续清点。点完名，下了一道口令：“登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启动了。车厢里挤满了新兵，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牌，有的靠在座椅上打盹。赵庆吉靠窗坐着，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往外看。站台的灯光一盏一盏地往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暗，最后被黑夜吞没了。火车驶出六盘水，钻进了一片漆黑的大山里。窗外，偶有几点微弱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闪就没了。

　　车厢里，昏黄的灯光照在脸上，像给人们镀了一层暖色。此刻，赵庆吉回想起送别的情景：母亲站在院门口，手里还拿着没洗完的菜，眼眶红红的，想说什么，又没有说；父亲送到武装部，上车前嘱咐一句：“到了给家里写信。”他点了点头。

　　“小赵。”

　　突然，一个声音从对面传来，是接兵连长。赵庆吉回过神，接兵连长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已坐到他对面。缸子里的热茶雾气袅袅，灯光下像一条条细丝带。

　　“连长好。”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多大？”

　　赵庆吉犹豫了一下。他看着接兵连长，那张脸虽然没有站台上严肃，但眼神还是很锐利。他知道瞒不过去了，小声说：“还差几个月……十六。”

　　接兵连长没有生气，也不惊讶，只是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茶，说：“我早看出来了。你这身板，这脸，不像十八的。”

　　赵庆吉低下头，不说话。

　　接兵连长把搪瓷缸子放在小桌板上，身体往前倾了倾，说：“部队苦。不是一般的苦。你年纪小，怕你扛不住哦。”

　　赵庆吉抬起头，看着连长，眼神坚定，说：“我才不怕呢！”

　　接兵连长看了他一眼，心里默默念叨：“有种！”然后端起搪瓷缸子又喝了一口，放心地走了。

　　赵庆吉把脸转向窗外，看着外面深不见底的黑暗。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节奏很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在跳动。他的思绪被那个节奏带着，一点一点地往回走，走回了威宁，走回了那个藏在山沟沟里的小村子。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上学的事。

　　从他们家到学校，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天不亮就得起床，摸黑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冬天最难受，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手冻得通红，脚趾头在鞋里冻得没了知觉。可他不怕。他走习惯了。那条路，他从一年级走到六年级，走了整整六年。后来上了初中，路更远了，但他从来不迟到。

　　他想起跟着父母种地的事。

　　他家的地不好种，土薄，石头多，一锄头下去，常常刨到石头上，震得虎口发麻。春天种苞谷，要一窝一窝地点，一窝一窝地施肥；夏天除草，顶着大太阳在地里一蹲就是一天，草叶割在手上，一道一道的口子；收洋芋，一锄头挖下去，弯腰捡起来，扔进背篓里，一背篓七八十斤，从地里背回家，肩膀磨得红肿，晚上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

　　他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反而踏实了。那些苦，他都吃过。部队再苦，能苦到哪里去？不就是多跑几步路，多流几斤汗，多熬几个夜吗？

　　乌蒙山养大的孩子，吃得起苦。

 

 

　　新兵连的日子，确实比赵庆吉想象的要苦。

　　营区在昆明大板桥，地势开阔，风大。十二月的昆明不像威宁那样冷得刺骨，可早晚温差大，清晨出操的时候，哈气也是一团一团的白雾。赵庆吉睡在下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可那是班长帮的。他自己叠的，总差那么一点意思。

　　第一次五公里越野，赵庆吉跑在队伍中间。一开始还能跟上，跑了不到两公里，呼吸就开始乱了。他的肺像被人攥住了一样，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力。腿也软了，像灌了铅。他看着前面的战友越跑越远，心里着急，可步子就是迈不大。班长从后面跑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跟上，别掉队。”他咬着牙，拼命地迈腿，可距离还是越拉越大。跑到终点的时候，他比第一名慢了将近三分钟。

　　单双杠是他的弱项。他的手臂力量不够，引体向上做不了几个，双杠臂屈伸更是费劲。有的战友一口气做十几个，他做五六个就上不去了，吊在杠上，脸憋得通红，胳膊抖得像筛糠。

　　队列训练，他的动作总是慢半拍。齐步走，摆臂的幅度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正步走，踢腿的高度不是高了就是低了。班长把他叫出来单独练，他练了一身汗，回到队列里，还是那个样子。

　　射击预习，他端枪端不稳。八一式自动步枪，七八斤重，端久了胳膊就酸，枪口就开始晃。别的战友端十分钟纹丝不动，他端五分钟就不行了。

　　政治学习，他更是吃力。他不是不认真，是底子薄。初中没毕业，很多词听不懂，句段的意思理解不到位。指导员讲“党的基本路线”，他在笔记本上记，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他不好意思问别人，就空着，等下课了再悄悄问旁边的战友。

　　晚上熄灯以后，赵庆吉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他的脚上磨出了水泡，一碰就疼；他的肩膀上勒出了两道红印，是被枪带磨的；他的手掌上全是茧子，有的是新磨出来的，嫩肉还露在外面。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他想家了。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想，是一种闷闷的、沉沉的、压在胸口说不出来的想。他想母亲做的荞麦饭，想父亲蹲在院子里抽烟的样子，想那条走了六年的山路，想威宁冬天漫山遍野的白雪。他想着想着，眼眶就湿了。他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出声。

　　就在最迷茫的时候，他从班长那里听到了一个故事。

　　那天中午休息，赵庆吉没睡着，坐在床沿上擦鞋。班长走进来，坐在他对面，翻着一本书。赵庆吉瞥了一眼，看见书页上有一张照片，是邓小平。

　　赵庆吉知道邓小平。他在电视上看过，在学校的墙上也见过画像。可他不知道班长为什么要看他的书。

　　班长翻了一页，念了一段话给他听。有记者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您是怎么走下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赵庆吉愣了一下。“跟着走”，就这三个字？

　　班长说：“你别小看这三个字。长征两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前面不知道有没有路，后面有敌人追，天上有飞机炸，缺吃少穿，随时都可能死。可邓小平说，跟着走。跟着队伍走，跟着党走，跟着信仰走。不走，就死在原地；走，才有希望。”

　　赵庆吉把那三个字在心里念了好几遍：“跟着走。跟着走。”

　　他忽然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和长征不一样，可道理是一样的。他不知道新兵连结束后会被分到哪里，不知道自己的军事素质能不能赶上去，不知道当兵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可他现在明白：只要跟着走，不掉队，每天进步一点点，总有一天能走到想去的地方。

　　从那以后，赵庆吉变了一个样。不是一下子变得很厉害，是那种一点一点的、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变化。

　　五公里越野，尽管还是跑得慢，但他不再让自己掉队了。他找到班里跑得最稳的一个兵，跟在人家身后，一步不落地跟着。那个兵跑多快，他就跑多快；那个兵呼吸的节奏是什么样，他就学着什么样。跑到两公里的时候，他进入了第一个无氧极限期，可他咬着牙，盯着那个兵的背影，心里默念：“跟着走，跟着走。”念了一路，跑到了终点。这一次，他的成绩比以前进步了。

　　第二次，他又跟着那个兵跑。第三次，还跟着。一段时间后，他的成绩越来越靠前了。

　　单杠练习，他给自己定了目标：每天多做半个。半个听起来可笑，可他真的做到了。第一天做五个，第二天做五个半，第三天做六个。半个半个地加，加了一个月，他能做十五个了。手掌上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茧子。他摸着那些茧子，觉得那是他在新兵连拿到的最好的勋章。

　　队列训练，他不再是班长点名的“重点帮扶对象”了。他的正步踢出去，高度够了，脚尖压平了，落地有声音了。班长有一次在队列前说：“赵庆吉，今天不错。”就这一句话，他高兴了一整天。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赵庆吉一天一天地变。他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兵，不是那种一鸣惊人的兵，他是那种——你每天看他，看不出什么变化，可过了一个月再看，他不一样了；过了两个月再看，他又不一样了。像一棵树，你盯着它看，它不动，可它在长。

　　有一天晚上，赵庆吉站夜岗。岗亭在营区的角落里，四周黑漆漆的，只有远处的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他背着枪，站在岗亭里，看着夜空。大板桥的星星没有威宁的多，也没有威宁的亮，可他还是仰着头，一颗一颗地数。数着数着，他忽然想起了邓小平的那三个字。

　　“跟着走。”

　　他以前觉得，“跟着走”是被动的，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他觉得，“跟着走”是一种选择。是你在不知道前路是什么的时候，依然选择走下去。是你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依然选择相信。是你明明可以停下来、退回去，可你偏不，偏要往前走。

　　他不是什么伟大的人。他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没有想过要当将军，没有想过要立功受奖。他只是一个从威宁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兵。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可他认定一件事——这条路是自己选的，就要走下去，走到底。

　　夜风从岗亭的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赵庆吉把枪换了个肩，挺了挺腰杆，继续站。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悠长的，像一声叹息，又像一声召唤。他想起来时的火车，想起接兵连长的眼神，想起院门口母亲的身影。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闪过，一帧一帧的，清晰得很。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些画面收进心里，然后抬起头，看着前方。前方是黑暗的，可他知道，天快亮了。

 

 

　　新兵连结束的那天，赵庆吉站在队列里，等着宣布分配名单。他心里没底。新兵连的成绩，他算不上拔尖。他暗暗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个差不多的连队，安安稳稳地度过剩下的军旅生涯。

　　“赵庆吉——炮三连。”

　　他愣了一下。炮三连。他没听说过这个连队，可他从新兵连长脸上的表情读出了什么——念到“炮三连”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抬高了一些，像是念出了一个有分量的名字。

　　“炮三连，好单位。”班长后来跟他说，“标兵连队，全师的标杆。去了好好干，别给新兵连丢人。”

　　赵庆吉点了点头。他当时还不知道，“标杆”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炮三连，全称炮四师五团三连，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老山神炮连。这个连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过赫赫战功，是全军命名的英雄连队。在炮四师，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着一句话：“远学十八团，近学炮三连。”十八团是全军著名的标兵单位，炮三连能和它相提并论，足见其分量。

　　赵庆吉背着背包，走进炮三连营区时，第一感觉是：太安静了。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安静，是一种有序的、紧绷的、像一根拉满的弦一样的安静。营房干净得不像话，地上没有一片落叶，窗户玻璃亮得能照见人影。训练场上的器械摆放得整整齐齐，像是用尺子量过的。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老兵，腰杆都是直的，眼神都是锐利的。

　　赵庆吉被分到了一班。他把背包放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个子不高，可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铁打的气势；脸不算黑，但给人感觉经历了风吹日晒，历经过千锤百炼；眼睛不大，可目光像钉子一样，看人的时候，能把人钉在原地。

　　“你就是赵庆吉？”那人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从铁砧上敲下来似的。

　　“是！”赵庆吉下意识地立正。

　　“我是你的连长。”那人说。

　　“连长好！”赵庆吉连忙问候。

　　赵庆吉并不知道，当兵三个月，他所经历的三位连长——接兵连长、新兵连连长、炮三连连长，竟是重庆老乡。他们一个跟一个了解这批新兵的学习训练情况，都重点提及了赵庆吉，说他年纪虽小，但有股别人身上没有的志气，值得重点培养。他也不知道，此刻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人称“铁牛”，叫铁牛连长。

　　“从今天开始，你的被子我来检查。”铁牛连长说。

　　赵庆吉的噩梦，从那一刻开始了。

　　在炮三连，内务标准高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长宽高都有规定尺寸，误差不能超过一厘米。赵庆吉在新兵连叠的被子，在炮三连连及格都算不上。第一天，他的被子被铁牛连长从床上扯下来，甩到了营房门口的花池里。一瓢水浇上去，被子湿透了。

　　“重叠。”

　　赵庆吉来到花坛，咬着牙叠。湿棉花又沉又软，根本叠不出棱角。他用手压，用手捏，用手指掐，叠了一个小时，总算叠出了一个勉强能看的形状。铁牛连长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又浇了一瓢水。

　　“重叠。”

　　赵庆吉不知道那天他叠了多少遍。他只记得，被子上的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的手被泡得发白。最后一遍，铁牛连长看了一分钟，没有说话，转身走了。赵庆吉不知道这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他不敢问，只是把那床被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那天晚上，赵庆吉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新兵连的班长说的那句话：“炮三连，好单位。”好单位？他觉得这是“要命”的单位。

　　然而，这只是开始。

　　炮三连的训练强度，是新兵连的几倍。五公里越野，新兵连轻装，炮三连是负重；单双杠，新兵连做几个算几个，炮三连是做一组再一组；战术动作，新兵连学会就行，炮三连是要做到最快、最标准、最没有多余动作。

　　赵庆吉的底子本来就相对较薄，到了炮三连，更是显得吃力。五公里负重跑，他跑在后面；单双杠，他和老兵比起来差一大截；战术匍匐，他总是动作比别人慢半拍。

　　铁牛连长从来不骂他，可铁牛连长有一个习惯——喜欢在训练结束后，把赵庆吉单独留下来。

　　“再来一遍。”铁牛连长说。

　　赵庆吉就练一遍。再练一遍。再练一遍。练到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铁牛连长还是那句话：“再来一遍。”

　　有天跑步，赵庆吉实在跑不动了，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铁牛连长走过来，蹲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

　　“你知道你为啥跑不快吗？”铁牛连长问。

　　赵庆吉摇了摇头。

　　“你不是跑不快，你是觉得自己跑不快。”铁牛连长说，“你在心里给自己设了一个上限，到了那个上限，你就停了。可我告诉你，你的上限，比你以为的高得多。”

　　赵庆吉没有说话。他看着铁牛连长的眼睛，那里面有铁一样的东西，可也有火一样的东西。

　　“起来，再跑一遍。”铁牛连长说。

　　赵庆吉站起来了。他跑完了那一圈，竟比上一次快了十几秒。

　　在炮三连，被子不是唯一让他头疼的东西。他的正步、他的口令、他的军事技能，每一项都需要打磨。白天的训练已经让人精疲力尽，可赵庆吉知道，光靠白天是不够的。

　　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等查铺的干部走远了，赵庆吉就轻轻爬起来，穿上衣服，摸到厕所后面的空地上。那里有一盏昏黄的灯，是从厕所的窗户透出来的。在那里，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伙伴——一个广东来的战友，姓什么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人瘦瘦的，黑黑的，粤语口音很重，可训练起来比谁都拼命。

　　两个人借着那点微弱的灯光，开始加练。踢正步，一踢就是几百下。腿抬到规定的高度，定住，数六十秒，放下，再抬。腿在抖，汗在流，可没人喊停。他们互相纠正动作，你的脚尖没有压平，我的手臂摆得不够高。喊口令，夜深人静，不敢大声喊，就小声喊，憋着嗓子喊，喊到喉咙发哑，喊到胸腔共鸣。有时候，他们也会练战术动作，卧倒、匍匐、起立，一遍一遍地做，膝盖和手肘磨破了皮，贴块胶布继续练。

　　厕所后面的那盏灯，见证了他们无数个夜晚的汗水。春天的夜里，昆明的风也冷，吹在身上寒气逼人。他们穿着单薄的迷彩服，冻得发抖，可谁也不肯先回去。有一次，广东的那个战友说：“我要是当不好这个兵，回去没脸见人。”赵庆吉说：“我也是。”

　　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练，一夜一夜地磨。没有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逼自己。

　　在炮三连，赵庆吉第一次听说了“十八团”。那是全军的标兵单位，是炮三连学习的榜样。可炮三连的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学十八团，更要超过十八团。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像空气一样弥漫在炮三连的每一个角落。你走进这个连队，不用看标语，不用听口号，光是呼吸，就能感觉到那种争先恐后的气息。

赵庆吉被这种气息感染了。

　　他不再是那个“跟着走”的新兵了。他开始想：我要走在前面。我要当最好的那个。我要让铁牛连长看到，我不是那个需要单独“加餐”的落后分子。

　　他的五公里负重跑，从倒数跑进了前十。他的单双杠，从及格做到了优秀。他的战术动作，从慢半拍做到了全连最快最标准的之一。他的被子，不用浇水也能叠出刀切一样的棱角。他的正步，踢出去不用定也能稳得像钉在地上。

　　第一年，他被评为优秀士兵。

　　宣布名单的那天晚上，赵庆吉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妈，我评上优秀士兵了。我在部队挺好的，你放心。我会好好干，不给你丢脸。”信寄出去，他一个人坐在营房的台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昆明的星星和威宁不一样，威宁的星星更亮、更低，像是一伸手就能摘到。可昆明的星星也有昆明的味道，它们安静地挂在天上，像在听他说话。

　　他想对星星说：我没有白来。

　　第二年结束，他转了士官。当士官和当义务兵不一样，士官是骨干，是要带兵的。赵庆吉第一次站在队列前面喊口令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可他想起厕所后面那无数个夜晚的练习，深吸一口气，喊了出来。声音洪亮，干脆利落，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第三年，他入了党。入党宣誓的那天，他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跟着指导员一字一句地念誓词。念到最后一句“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想起了铁牛连长，想起了那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被子，想起了厕所后面的那盏灯，想起了无数个累得想哭却咬牙坚持的夜晚。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党员”这个称谓。

　　在炮三连的四年多，赵庆吉像读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没有围墙，没有图书馆，没有教授，可它有铁牛连长，有那些湿漉漉的被子，有厕所后面的那盏灯，有五公里负重跑的那些喘不过气的瞬间。这所大学教给他的，不是数理化，不是文史哲，而是一种标准——做什么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

　　这种标准，后来被他带到了商场上。

　　多年以后，赵庆吉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的公司里，员工们都知道，赵总对产品的要求近乎苛刻。荞麦的筛选、加工、包装，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不合格的产品绝不出厂。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别那么较真。”他说：“不行。我在部队学的就是，差一点就是差一点，没有‘差不多’。”

　　他给新兵做报告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部队这所大学校，不比985大学差。只要你认真去读，你学到的东西，一辈子都够用。”

　　他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十足。因为他就是从那所大学毕业的。他的毕业证书，不是一张纸，是刻在骨头里的标准、烙在心里的荣誉、流在血液里的坚持。

　　当兵五年，赵庆吉从炮三连带走了三样东西：第一，兵的本色——执行力，形象，标准，家国情怀；第二，吃苦精神——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能扛，从不抱怨；第三，爱民情怀——永远记得自己是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记得要回馈这片土地。

　　这三样东西，后来支撑他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路。

　　他在炮三连的四年多，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年。不是因为他在那里入了党、转了士官、评了优秀士兵，而是因为他在那里明白了：一个人可以不是天才，可以没有天赋，可以起点很低，但只要他不认输，只要他不放弃，只要他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一点点，他就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

 

 

　　2003年冬天，赵庆吉脱下了那身穿了五年的军装。

　　退伍手续办完的那天，他一个人在营区里走了一圈。走过训练场，走过宿舍楼，走过那棵老榕树。五年前，他背着背包走进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孩子，连被子都叠不好。现在，他二十一岁了，腰杆笔直，眼神沉稳，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经过千锤百炼才有的硬气。他把营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然后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回到地方，赵庆吉面临着所有退伍老兵都要面对的问题：干什么？

　　他没有学历，没有技术。他有的，是一身使不完的劲和五年军旅生涯打磨出来的标准。

　　他先在昆明找了份保安的工作。穿上保安制服的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整了整衣领，扣好扣子，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上。保安队长看了他一眼，说：“你当过兵？”他说：“是。”队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赵庆吉当保安，和别人不一样。他站岗的时候，腰杆笔直，两个小时纹丝不动。他巡逻的时候，步伐稳健，路线从不遗漏。他对待业主的态度，不卑不亢，礼貌周到。有人丢了东西找他，他二话不说帮着找；有人喝醉了躺在路上，他扶着送回家。他当保安的那半年多，那个小区的业主满意度从来没这么高过。保安队长说：“小赵，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保安。”赵庆吉笑了笑，没有说话。他心里想的是：在部队，我是一个合格的兵；在地方，我也要做一个合格的保安。当保安和当兵，道理是一样的——做什么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

　　半年后，他回到威宁，在一家淀粉厂找到了工作。老板看他踏实肯干，让他开车。给老板开车，听起来轻松，可赵庆吉不这么看。他把车擦得干干净净，保养得妥妥当当，从不迟到，从不出错。老板交代的事，他从来不问第二遍。有一次，老板在车上接电话谈生意，随口说了一句“这批货的账目要是能理清楚就好了”。第二天一早，赵庆吉把一份手写的账目整理表放在了老板办公桌上。老板看了半天，问他：“你什么时候学的？”赵庆吉说：“昨天晚上，您睡觉的时候。”

　　老板沉默了一会儿，说：“小赵，你不是在给我开车，你是在给自己开车。”

　　赵庆吉在淀粉厂干了几年，攒了一点钱，也攒了一点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看清楚了一件事：威宁有那么多好东西，苦荞、洋芋、苞谷，可这些东西大多以原材料的形式卖出去，附加值低，老百姓赚不到多少钱。如果能把这些东西加工成产品，打出品牌，既能让自己致富，也能带动乡亲们增收。

　　他想创业。

　　2011年，赵庆吉迈出了第一步。他首先做的是房地产。那时候威宁的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机会多，风险也大。他没有资金，没有背景，靠的是部队里练出来的那股劲——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他跑手续，跑贷款，跑工地，没日没夜地干。

　　创业的艰难，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资金周转不开了，他就去找亲戚朋友借，一家一家地跑，一户一户地说。有的人借给他，有的人拒绝他，有的人当面答应背后反悔。他不怨，他知道，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他咬着牙，硬是一步一步地熬了过来。

　　有一年，工程做到一半，资金链断了。工人们等着发工资，材料商等着结账，银行催着还贷。赵庆吉一个人坐在工地的板房里，抽了一夜的烟。他想过放弃，想过回淀粉厂继续开车，想过找个安稳的工作不再折腾。可他想起了铁牛连长的话——“你的上限，比你以为的高得多。”他想起了那些湿漉漉的被子，想起了厕所后面的那盏灯，想起了无数个累得想哭却咬牙坚持的夜晚。

　　天亮了，他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出板房。他开始打电话，找朋友，找合作伙伴，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一个星期后，资金到账了，工程继续。后来房子盖起来了，卖出去了，他活过来了。

　　房地产让赵庆吉赚到了第一桶金。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件事——苦荞。

　　威宁是中国苦荞的主要产区之一，海拔高，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苦荞品质极好。苦荞富含芦丁，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被誉为“五谷之王”。可长期以来，威宁的苦荞大多以原料的形式卖到外地，价格低，利润薄，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赵庆吉想改变这个局面。

　　2021年，他成立了“乔老者”公司，主打苦荞系列产品——苦荞茶、苦荞面条、苦荞饭、苦荞酒。起步阶段，困难重重。产品研发、设备采购、市场开拓，每一个环节都是坎。他的苦荞茶第一批生产出来，口感不好，消费者不买账。他二话不说，把那一批货全部报废，重新研发。他请来专家，带着团队反复试验，调整配方，改进工艺。前前后后折腾了大半年，终于做出了让他满意的产品。

　　产品出来了，市场又不认。威宁苦荞知名度不高，消费者对苦荞的保健价值认识不足。赵庆吉就自己背着产品，一家一家地跑经销商，一个一个地做推广。他跑过贵阳，跑过昆明，跑过成都，跑过重庆。有时候一连跑好几个城市，饭都顾不上吃。他的车里常年备着矿泉水和面包，饿了就啃一口，渴了就喝一口。

　　有一次，他去长沙谈一个经销商，对方约好了下午两点见面。他中午十二点就到了，在人家公司楼下等了两个小时。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对方说：“你们威宁的牌子，我没听说过，算了。”赵庆吉没有生气，笑着说：“没关系，下次我带样品来给您尝尝。”他转身走出那家公司，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他想起了在部队跑五公里的时候，每次跑到极限，他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终点就在前面。

　　他坚持下来了。

　　慢慢地，产品有了口碑，市场打开了。“乔老者”苦荞茶在威宁本地站稳了脚跟，开始向外地拓展。赵庆吉又开发了苦荞面条、苦荞饭、苦荞酒等一系列产品，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公司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威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有人问他：“赵总，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赵庆吉说：“哪有什么秘诀。就是在部队学的那些东西——标准高一点，吃苦多一点，坚持久一点。做到了，就成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每一个字背后，都是别人看不见的汗水和煎熬。

 

 

　　赵庆吉成功了。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他的公司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优先录用军人军属，优先安排退役军人。他说：“当过兵的人，执行力强，纪律性好，比一般人好用。军属呢，他们为国防事业做了贡献，我给他们一个岗位，是应该的。”

　　他的公司里，现在有十几个退役军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有的做管理，有的做销售，有的在生产线上。赵庆吉十分器重他们。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当过兵，吃过苦，为国家出过力。我现在有能力了，能帮一把是一把。”

　　赵庆吉的拥军情怀，不止于提供就业岗位。

　　他的房地产企业，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凡是退役军人购房，一律给予优惠。一等功优惠五万，二等功优惠三万，三等功优惠两万。如果一个人立过两个三等功，累计三万。有一次，一个威宁高原兵退伍回来，看中了赵庆吉开发的一个楼盘。这个老兵立过二等功。他跟营销人员谈价格，磨了半天，营销人员给他优惠了一万。他犹豫了一下，正准备签合同，随口说了一句：“我在部队立过二等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营销人员说：“您稍等，我问问赵总。”电话打到赵庆吉那里。赵庆吉问：“是当过兵的吗？”营销人员说：“是，西藏回来的。”赵庆吉说：“二等功再优惠三万，加上之前的一万，一共优惠四万。”合同签了。那个老兵拿着合同，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省了四万块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当兵那些年吃的苦，被人看见了。

　　赵庆吉还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感动的事。

　　《高山下的花环》原型王发坤烈士的遗孀李金花老人，住在威宁乡下，房子老旧。赵庆吉和几个朋友去看望老人，看到那间老旧的屋子，心里难受。他当场出了六万块钱，又联合了一些部门和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一起帮老人盖了新房子。房子修好那天，李金花老人拉着他的手，眼泪汪汪地说：“孩子，谢谢你。”赵庆吉说：“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

　　每年春节和八一建军节，赵庆吉都要去看望老红军战士、抗美援朝老军人。他给他们送米送油送慰问金，陪他们聊天，听他们讲当年的故事。他说：“这些老人是国家的功臣，没有他们当年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他还出钱资助“功臣村”——朝阳寨的建设。那条朝阳寨的沥青路，两旁立着宣传栏，部分资金是赵庆吉出的。他说：“朝阳寨出了那么多兵，那是威宁的骄傲。我做这点事，不算什么。”

　　赵庆吉对老百姓的感情，是真切的。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民的苦。他的“乔老者”公司，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模式，与威宁本地数千农民签订了苦荞种植收购合同。他给农民的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五毛到一块钱。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一年下来，他多付给农民的收购款，少说也有上百万。

　　“赵总，你这样搞，自己不亏吗？”有人问他。

　　赵庆吉说：“不亏。老百姓种地不容易，多给他们一点，他们就能多过好一点。我做企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这不是场面话。他的公司里，有一个专门负责农户服务的部门，技术人员定期下乡，给农民培训种植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治。苦荞丰收的季节，他亲自带队到村里收购，当场称重，当场结账，从不拖欠。农民们说：“赵老板仁义，跟着他干，放心。”

　　2023年，赵庆吉被评为威宁自治县“最美退役军人”。领奖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不满十六岁就去当兵了。是部队培养了我，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机会。我现在做了一点事，取得了一点成绩，不能忘了本。我要对得起那身军装，对得起‘退伍军人’这个称呼。我这一辈子，都会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尽我所能，回报社会，回报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掌声响了很久。

　　赵庆吉站在台上，腰杆笔直，目光坚定。那一刻，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老板，他是一个兵。一个从炮三连走出来的兵，一个把军人本色刻进骨子里的兵。他的底色，是军绿色的，是苦荞黑的，是永不会褪色的。

　　晚上，他回到家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威宁的夜空。威宁的星星，很低，很亮，像是伸手就能够到。那些星星里，有一颗正是他。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是因为他一直在发光。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不管是在最苦的训练场上，还是在最难的创业路上。他一直在发光，从来没有泯灭过。

　　那些光，叫本色。军人的本色。永恒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