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公路的修建堪称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它从雅安出发，向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海拔32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跨越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数十条江河，于1950年4月动工，1954年12月建成通车，是新中国的1号重点工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8军的进藏征程，被称为一场“新的长征”，300多名来自威宁的热血青年加入其中，成为威宁第一批 “高原兵”，89 岁的刘重庆便是其中健在的亲历者。
刘重庆，回族，哈喇河镇海外村海外组人，1936年1月21日生。1953年1月1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54师162团1营警卫营警卫员连，踏上前往西藏的征途。
“那年，威宁去了300多人到西藏修路和解放西藏，有麻乍的徐东友、徐四明，黑石的余发聪、李天成、余才周，哲觉的卯时富、崔小科、丁小国等战友，现在只有我和黄泥皮坡的马再林健在，其他的都先后去世了。”刘重庆说，他们从毕节出发，经泸州乘船入川，再辗转成都、邛崃、雅安，跨越金沙江进入康定，投身米拉山、龙聪、太昭等路段的修建。根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记载，1953年威宁征兵380名，这些青年正是威宁“高原兵”的起点。
在修建公路的艰苦岁月里，危险无处不在，刘重庆先后两次受伤。一次是在砍树搭桥抬木头时，被沉重的木头压伤胸口和眼睛；另一次更危险，在太昭路段放炮炸石时，“瞎炮”未引爆，刘重庆上前检查，不料炮突然爆炸，他的左眼和胸口被炸伤。
“战友们把我送到太昭（今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太昭村）住院，医治不好又转院到扎木（现西藏自治区波密县扎木镇），后又转院到昌都、西昌、成都、重庆，前后医了11个半月才出院。”刘重庆说，两次受伤他辗转住过72个卫生所和医院，出院后他又被送到贵阳龙洞堡荣军学校休养半年。
尽管身体留有永久的伤痕，但刘重庆的军旅生涯也有荣耀时刻。在太昭剿匪期间，他白天修路、晚上“抄匪”（剿匪），曾亲手抓获两名土匪，因此荣立三等功一次。“复员证书上还写着呢。”他指了指泛黄的证书，语气里带着朴实的骄傲。
时隔多年，许多往事在老人记忆中已有些模糊，但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仍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刘重庆记得，修路期间，他所在的部队与一个工兵团共同作业，翻越了5座大山，还在江龙坝打过七天七夜，最终将公路从二郎山修到了拉萨。
1956年6月，刘重庆复员回乡，先后担任小海区凉山公社铁厂厂长、观风海区清水铁厂厂长、马店公社铁厂厂长、哈喇河公社岔河铁厂厂长等职；人民公社时期，历任生产队记分员。
如今，他最牵挂的仍是当年一起修路的战友：“公路修通后，他们有的编入了西藏军区，有的编入公安部队，我因为受伤，就复员回家了。”70多年过去，威宁每年仍有青年赴藏戍边，延续着 “高原兵” 的光荣传统。
康藏公路1955年更名为川藏公路后，成为推动西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的生命线。而刘重庆与战友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不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天路”，更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丰碑。那些在寒风中挥镐的身影，那些深夜剿匪的警惕目光，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的年轮里。
